(1875年一1900年)
同治年間(1862年一1874年)，清王朝通過成功地鎮壓國內起義，獲得了茍延殘喘的機會，迎來了所謂的“同治中興”。值此多事之秋，曾經席卷中國南方的太平天國革命和云南回民起義，都漸趨尾聲，清朝當局開始在桂滇兩省恢復統治，義軍殘部及其支持者隨即逃離中國，流人與之毗鄰的越南、老撾和緬甸的邊境地區。于是，在越南東京出現了“黃旗軍”和“黑旗軍”兩支流寇隊伍。后者曾得到大清帝國及阮氏當局的認可，后來參加了反抗法人入侵的戰斗。相對而言，竊國既未立即受到歐洲列強的明顯威脅，也不存在維護其衰微和腐敗的中面集權，因而這些流竄入境的前義軍殘部，便打著紅、黃旗號，干起了匪盜營生。他們打劫蹂躪老撾百姓，直到19世紀80年代，才最終被泰國和法國聯合驅逐出境。
然而，位于東南亞最西端的新月形國家緬甸則受到了中國境內鎮壓回民起義的影響，并最終成為滇省回族難民和義軍殘部出亡之通道，從而陷人一種絕然不同的復雜處境中。19世紀70年代，正當云南回族起義失敗之際，上緬甸(即緬北)正處在以瓦城為首府的緬甸雍籍牙王朝曼同(或譯明敦)王統治之下，尚未受到大英帝國的侵占，保持著獨立，并擁有足夠的抵御中國流寇的基本力量。因此，當老撾和越南同時受到太平天國和云南回民義軍殘部騷擾時，緬甸邊境地區僅只受到滇西回民義軍殘部的影響。盡管滇省穆斯林數世紀來早已卷人了滇緬間的馬幫貿易而完全熟諳這些地區的情況，但此時涌入的難民人數尚不算太多。由于面臨著清軍的再度圍剿，這些滇省穆斯林(漢語稱“回回”或“回民”，撣族稱之為“潘塞”Pang—hse，緬人稱之為“叛賊”Pan·thei，后來在英文中統稱為“潘泰”Panthay)義軍殘部沒有西逃去騷擾緬人聚居的平原地區，而是帶著武裝和輻重，撤向緬甸撣邦和今日中緬邊境一帶廣衰而無人管轄的山區。一些人在此干起了匪盜勾當，致使緬王曼同不得不在1873年至1874年間禁止其活動。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卻和平地沿著中國國界定居下來，并重操舊業，在東南亞各國邊境地區做起了長途馬幫販運，成為了杰出的馬幫商人。及至1899年一1900年中英會勘邊界時，在這些定居點中，出現了一個以班弄為首府，橫跨薩爾溫江緬甸佤邦的極為重要的潘泰人(即云南回族，下同)定居區。
班弄的地形、行政與人口
鑒于佤邦處于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之中，是一個既不受中國政府亦不受英國殖民當局管轄的地區，因而有關該地區潘泰人的資料十分缺乏。研究班弄的史學家們，不得不主要依據英國殖民當局有關撣邦北部的情況的斷斷續續的行政報告，偶爾發現的當代旅行者記述下來的零星參考資料，以及中國方面有關中緬邊境勘界發端的資料，來開展相關研究。
關于這一點，前文中業已提到的戴利氏1891年探險報告指出：撣邦北部的監管權隸屬于佤邦。這份探險報告還追述了英國官方有關佤族和“強大的潘泰殖民地班弄”的最早記錄。盡管戴利氏造訪之時班弄已經建立了十五年之久。然而，在戴氏和后來的其它報告中清楚地表明，在1875年至1890年間，潘泰人在佤邦已經成了作為一支重要而又日益壯大的經濟和軍事支配力量的建立過程；其基本活動也超出了最初的自我防衛范疇，而是像從前的潘泰人那樣，做起了商業貿易。他們將英國殖民當局視作一支友好而基本的貿易力量，以及一個潛在而重要的開展馬幫運輸服務的雇主。因此，戴利氏在報告中披露了潘泰人對英國殖民當局的同情，以及他們想成為英國治下的臣民的意愿。
當戴利氏1891年探訪之時，班弄已是一個擁有300—400戶人家的村子，“孩子們臉蛋上泛著玫瑰紅”，被遂出中國的大批潘泰人遍布滇緬邊境一線。除了這種以回族穆斯林占絕對優勢的社區村落外，另有一支規模較小且十分貧窮的漢人集團。他們來自四川、湖南、湖北諸省，居住在“與整潔的潘泰入比較起來，顯得骯臟而又蓋得非常簡陋的十余間房子里”。有關潘泰人的情況，戴利氏作了如是評論：“這些普通的趕馬人……與其他云南人有著明顯的區別……他們現在已同撣邦的漢族女子結婚。”戴利氏還注意到潘泰人中“有些人屬于貴族上層”，他們“與眾不同，有的有六英尺高的身材，長著鷹勾鼻和濃眉大眼。因為他們是數世紀前來華的中亞布哈拉人后裔”。在報告中，戴利氏還對潘泰人所具有的軍事忍耐力、開放的姿態以及經商才干，倍加贊譽。他評價說：“一旦中國當局允許，他們會立即遷回國去。我們可以征募半個團的潘泰人，因為他們個個都是人品端正體魄健碩的硬漢。”
兩年之后的1893年，斯考特氏(J．G．Scott，或譯史谷特，別名施韋約ShwayYoe，后稱為“撣邦之山”的喬治·斯考特爵士)訪問了蘇木地區。他對潘泰人似乎懷有某種復雜的感情，因為他把他們描繪成“偶爾經商，本性土匪”。這種論斷頗值商榷，甚而需要完全顛倒過來才對。其實在這件事情上，從仰光和加爾各答英國殖民當局的觀點來看，也很難得出斯考特氏所持論點。因為他也報導說：“在佰邦的確無人需要我們……無論是佤人或是撣人……唯一需要我們的是潘泰人殖民地班弄，潘泰人一再向我們請求成為英國治下的臣民。”就班弄本身的情況而言，斯考特氏注意到其規模已發展到了300—600戶之間：“房子的墻壁系用方格籬笆敷上泥巴組成，有的刷上石灰。屋頂上蓋著山草。每家都用籬笆圍起一個小院，小院里栽著桃樹和李子樹。村中有一飲馬池塘，但塘水不能飲用。飲用水的供應不太令人滿意，是通過數條小溝從西邊山上引下來的。環村的山坡上長滿灌木林，但有的地方也被砍得光禿禿的種著嬰粟。”談到班弄的戰略位置時，斯考特氏指出：“通往村里的所有道路都必須經過兩個隘口，一個在村北，一個在村南。兩個隘口上新近用土塹修建了兩座門樓，樓頂上蓋著山草。樓上留有小窗。”這些便是村里全部但又毫無防衛能力的防御工事。因為村子兩側地面均末設防，也沒有“柵欄”之類的東西。斯考特氏也注意到了潘泰人的抱怨，說他們生活在“到處充滿著野蠻的異教徒的種種危險之中”。因而當他訪問該村時，班弄的潘泰人正在修筑環村的防御性圍墻。他在報告中接著說到：“從潘泰人自己的兵力來看，他們的種種擔憂似乎沒有必要。倘若其裝備再好一點的話，潘泰人完全可以征服整個佤邦。”
除班弄這一潘泰人主要定居點外，斯考特氏還報導了另外兩個小村莊的情況。這兩個村子緊挨著，每村約有80戶人家。一個叫帕昌(Pachang)，坐落在班弄東約一公里的地方；另一個叫潘堯(Pangyao)，位于班弄正南方約十公里。斯考特氏在他1893年的報告中，引用了哈威氏的＜佤邦概略)(Waprecis)一書材料，把這些次要的定居點描繪成了“漢人”村子，并且注意到“這些漢人定居者都是當地潘泰人的奴隸或者至少是仆役(嬰粟種植者和馬夫)”。比較而言，在他較為可信的＜1900年上緬甸及撣邦地名辭典＞中，斯考特氏又很準確地將帕昌和潘堯歸入“回族”(潘泰人，滇籍穆斯林)村子中。
至于班弄的行政情況，斯考特氏指出在他造訪之時，班弄王是一名年輕的小伙子。在這位年輕人攝政期間，班弄的實權掌握在一位名叫馬國興的杰出的潘泰人手中。馬國興得到了一個由三位長老組成的議會的支持，這三人分別為前大理政權十八大司之一的大司藩安文義，以及曾在杜文秀政權作過官的馬寅新(音)和馬祖成(音)。除漢名外，這些潘泰人也使用穆斯林經名，安文義經名穆罕默德，馬寅新經名伊司馬儀，馬祖成取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經名叫“希遼隆蒂”(Shiliaolongti)，這一經名引起了斯考特氏的特別注意。因為“該經名如此不倫不類，以致引起了其隨員中地道的印度穆斯林士兵們的嘲笑”。斯考特氏提到的這位年輕的班弄王身份很難確定。他很可能是馬寅安之子。據利厄托南·麥奎德氏(LieutenantMacpuoid)的報告，1891年時他統治著班弄，但他死后“馬國興又取而代之”。據這些零星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統治班弄的是一批流亡境外的云南回民，他們曾在杜文秀政權里做過官，有的甚至是高級官員；首任班弄王是馬寅安，他卒于1891年至1893年之間，他可能就是1875年負責建立班弄的頭領。當然，對1893年班弄幼王的合法任命，人們以為是由其先輩——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按世襲方式決定的，只是表面上通過了班弄全體穆斯林的同意罷了。
根據斯考特氏的調查，這批潘泰人中的絕大部分穆斯林，是由大理、蒙化(杜文秀的出生地)、永昌(保山)、順寧(風慶)以及云州(云縣)遷移去的。他們“全都是商人、馬鍋頭和有錢人”，并“雇傭著許多長工做馬夫和苦工”；1893年斯考特氏訪問班弄時曾注意到，多數潘泰人不帶武器，他們“人數少，只做做手工勞動，很富裕，顯得有些恐懼和討嫌”。但他最終(1900年使用殖民概念時)還是認為潘泰人“依然是一個比漢人更優秀的民族，并且歷史業已證明他們也不是一個好戰的民族”。除了居于統治地位的潘泰人外，班弄居民中也包括了人口日益增長著的撣一漢人和云南人(含漢人和一些較窮且與班弄建立者無關系的回族)。一方面是因為云南回民起義失敗后，清政府取消了對回民的限制，誘使許多人回歸云南故里，造成了部分居緬潘泰人向中國回遷。另一方面是由于潘泰人與漢人或撣族之間的通婚呈普遍上升趨勢。此外，和從前一樣，有的潘泰人繼續背井離鄉，深入到克欽人和佤族居住的與世隔絕的山寨中定居下來。
班弄的伊斯蘭教情況
如同我們所預料的那樣，有關班弄潘泰人信奉伊斯蘭教的情況，我們能見到的資料仍然十分有限。乃至英國殖民緬甸之時，班弄的潘泰人仍從事于經商、趕馬，以及充當著這塊無人管轄的佤邦事實上的法律及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對中國而言，他們簡直又是曾經卷入云南大規模起義而又流亡國外的異端信仰的開業者。事實上很清楚，班弄的潘泰人和他們的云南回族同胞，以及流亡緬甸其它地方、逞羅、老撾的同胞一樣，都是清一色的信仰遜尼派中哈乃斐(HanafiMadhhab)法律學派的穆斯林。人們已經注意到他們同時使用漢名和伊斯蘭教名的習俗，但其貧乏的阿拉伯文知識以及乏人指導的伊斯蘭宗教操守，或許正是斯考特氏提到的受到印度穆斯林土兵嘲笑的原因。但必須記住，不論是否理想，人們在感悟源于天方麥加的正統伊斯蘭教方面，理解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從希賈茲學派(Thelhjiaz)的罕百里派(Hanbdi)觀點來看，這些印度穆斯林土兵或許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班弄的潘泰人當然也會鄙視其伊斯蘭操守，如同鄙視柬埔寨王室的伊斯蘭操守一樣。
巴伯氏(ColbmeBaber)在其報告中對潘泰人的宗教異端的指責，或許過分了。1878年他前往大理、騰越(今騰沖)地區旅行時，發現云南回族不行割禮，不過安息日(星期天)，不用穆斯林經名，不能辨別禮拜朝向，不懂阿拉伯語，僅僅只知道不吃豬肉而已。因此，巴伯氏太熱衷于這些責難了。其實在這些責難中，只有不懂阿拉伯語一項是對的。在許多非阿拉伯語世界的穆斯林地區，這種情況一般說來都是正常的。當然，許多云南回族伊斯蘭經師(阿訇)是精通阿拉伯語文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生活在緬甸班弄的潘泰人穆斯林社區那樣，他們自知不足，但已奮起直追去加以改進。
因此，當斯考特氏1893年訪問班弄時，我們看到潘泰人中已有“幾位哈只”，他們的馬幫通常可以根據打出的伊斯蘭“旗號”或印有＜古蘭經)經文的小三角旗來加以區分。班弄領導人起碼都同時使用漢名和伊斯蘭經名，一些富商或有學問者，都能在交談介紹時用上幾句阿拉伯習語。更為重要的是，班弄擁有自己的清真寺，有40余位成年男性穆斯林承擔著社區的宗教義務，另有一座供主麻日聚禮用的清真寺(ajamacaMasjid)和一所伊斯蘭經堂學校(madrasa)。他們禮聘了一位印度魯克蹈(Lucknow)的茂爾維(Mawlawi)法克爾·賽義德，穆罕默德(FaqirSayyidMuhalnmad)做總教長，負責宗教事務的管理，并在社區里教授阿拉伯語、波斯語和興都斯坦語(hindustani，印度北方回教徒使用的語言——譯注)。在1893年的報告中，斯考特氏進一步指出：“今年有許多潘泰人去了麥加朝覲。”在其＜1900年撣邦北部地名辭典)中也作了記錄：“自從大英帝國占領以來，已有數位班弄潘泰老人前往麥加朝覲，親吻了克爾白天房的玄石。”
禮聘印度穆斯林茂爾維，定期從人跡罕至的中緬邊境地區前往麥加，履行艱難而破費昂貴的朝覲功課，這些宗教操守清楚地表明，班弄的宗教組織是健全的，潘泰人對伊斯蘭教禮儀也是通曉的，并且他們還急于去掌握更多的伊斯蘭教教律學(fiqh)方面的正統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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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世紀之交的班弄
繼斯考特氏1893年訪問之后，19世紀末對班弄作最后一次詳細報導的，是麥奎德氏1896年的調查報告。此時馬國興仍是班弄王，麥奎德氏還專門應邀登門訪問了他。麥氏記述說：“我到達時，在門口受到了馬國興本人的親自迎接。他把我熱情地領進一間長方形的大屋，請我在一張鋪著華麗桌毯的桌旁落座。本地的其他貴賓已在院里，這時也進了屋，在我落座后，他們才在客廳兩側的長凳上坐了下來。屋子勉強夠全體人坐……客人們隨即被招待以盤裝的糖果，我的桌上也堆滿了，還上了茶水。”在討論了修筑曼德勒一滾弄鐵路計劃及其對班弄的潛在影響之后，潘泰人給麥奎德氏及其隨員送了兩只山羊和四籮大米。這位大英帝國的情報官因未備有回贈禮物而顯得十分尷尬，只好將其隨身所帶的花了3盧比從曼德勒雜貨攤上買來的一只小樂器盒回贈給了班弄王。
隨著令人興奮而連續不斷的訪問，麥奎德氏注意到：班弄到處都是潘泰孩童，每戶潘泰人家的房子平均都要比撣族人家的長出兩倍。他還參觀了清真寺，這是一座宏大的木頭建筑，旁邊緊挨著一所伊斯蘭經堂學校。但據說那位印度穆斯林教長法克爾·賽義德·穆罕默德已經辭職離村而去了。麥氏估計班弄約有200戶人家2000余丁口。村里用于重要運輸的馬約有l000匹，但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立即征集到另外2000匹。如同斯考特氏一樣，麥氏也注意到了班弄飲用水的不足。潘泰人已擴建了水池，并用一根粗竹筒水槽從四周山上將水引下來，這種引水槽也被佤族廣泛地使用著。潘泰人及其雇傭的長工也種一點有限的稻子，但農業生產顯然是次要的，所需糧食大多靠從外地進口。班弄四周的山坡地大多用于種植嬰粟，鴉片成了這里居民的主要產品。
潘泰人的財富顯然仰賴這后一種商品，以及他們壟斷著的該地區的全部商貿通道。據戴利氏說：“無論何時何地，在野佤這塊土地上”，都有穆斯林馬幫來來往往。這一點得到了麥奎德氏的贊同。他對潘泰人的武裝如此精良感到吃驚，僅在馬國興家里，他就見到有14支來福槍(包括一支馬蒂尼一享利槍)，幾乎每家都至少有一支來福步槍。班弄王再次表達了希望得到英國殖民當局保護，以免除來自四周佤族威脅的愿望。這次會談結束時，班弄王也表明了潘泰人“生活在和平與不受任何人的威脅之中”，并答應了麥氏希望他加強班弄防御工事的請求(斯考特氏1893年提到的碉堡此時尚未竣工)。
馬國興對班弄自身的防御能力是頗為自信的，故而麥氏總結說：“潘泰人武裝精良，完全能夠自我保護。當遇到任何來自當地的麻煩時，他們完全可以不中止馬幫運輸而召集到足夠的壯丁。”事實上，班弄在佤邦地區已是最富足和最強大的部落，當1899年至1990年中英會勘邊界時，班弄的潘泰元老們都熱衷于要求建立一座醫院和一所英文學校(由他們自己出資)，并由英國警方提供保護。
因此，在世紀之交時，班弄仍屬于班況(Panghkawn)部落的正式領地，佤族統治者每年依然收取他們100盧比的年貢(每年在帕冷Hpaljeng繳納)。然而，英國殖民者的到來，卻成了改變這種現狀的觸媒劑。佤人忿怒地反對這位多管閑事的不速之客，以及其潘泰“盟友”，而后者(潘泰人)則利用了佤人的敵意，去擺脫了班況王的統屬，并以斯考特氏1900年所描述的“邊境上最富足的部落，事實上比整個撣邦任何部落都要富足”為其標識，逐漸使自己成為了該地區事實上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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