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0年鴉片戰爭之前，便已有少量中國人因貿易原因前往美國。當時，清政府為壟斷外貿之利，在廣州設立“十三行”，一些華商將精美的瓷器、絲綢等運抵美國換取墨西哥白銀。1849年美國西部發現“金山”后，始有大量的中國人以“賒單工”的身份僑居加州淘金（兩年后英屬澳大利亞南部發現“新金山”，該地遂改稱“舊金山”）。其后，美國開發西部修筑中央太平洋鐵路，華工又成為筑路的主力，許多人在艱險繁重的勞動中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契約期滿后，華僑開始去做生意，他們曾經占到加州總人口的10%、勞動力的25%；到19世紀70——80年代時，全美已有華僑10萬之眾，其中絕大多數是來自廣東四邑（今江門地區）等地農村的單身漢。
盡管華僑為開發美國做出巨大貢獻并付出慘重犧牲，但因種族、文化的殊異特別是職業利益的沖突，他們卻遭到白人的無端歧視乃至暴力襲擊。1882年，美國國會首次通過內容包括停止華工入境、不準華僑入籍等15條條款的排華法案（該法案在1904年成為永久法案）。法案對此后60年間的美國華僑社會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一方面，由于獲準移居美國的中國人為數極少，華工婚姻問題難以解決，大量華工被迫返回祖國，“葉落歸根”，華僑社會呈持續萎縮狀態；勉強留下謀生的華僑被限定在唐人街里居住，靠經營洗衣店、餐館、雜貨店等卑微艱苦的服務業為生，即使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華僑子弟亦難以跳出唐人街的圈子。為求互助、團結對外，他們被迫組成各種社會團體，如中華會館、中華公所、姓氏宗親組織，以及洪門堂會組織。另一方面，華僑多認為自己在美國受歧視是祖國不強盛所致，遂一心一意幫助中國現代化，不僅通過僑匯、賑濟、投資（如建發電廠、自來水廠、修橋造路乃至修建鐵路等）以及舉辦公益事業造福家鄉親人，而且踴躍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全力支持祖國的抗日戰爭。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上萬旅美華僑入伍作戰，華僑婦女也進入工廠工作。鑒于華僑的杰出表現以及戰時中美關系的重要性，羅斯福總統任上廢除了排華法案，并象征性地允許每年全世界華人有105名移民美國的名額。
戰后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華僑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其思想意識及社會形態已由戰前的“葉落歸根”逐步轉變為“落地生根”。這種變化表現在諸多方面。
人口的迅速增長和人口素質的普遍提高
戰后，美國移民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先是有二戰期間入伍入籍的年輕華人獲準回中國僑鄉尋找配偶，并帶入美國；1965年以后美國頒布新的移民政策，給予各國包括中國每年2萬個移民配額，許多臺灣、香港同胞遂借由此渠道進入美國，華僑華人社會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問題也從此得到根本的解決；至1979年中美建交后及1997年香港回歸前，原先的2萬配額給了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又分別得到2萬配額。藉由這6萬個移民配額，以及東南亞印支華僑華人以及其他地區華僑華人的再移民，美國華僑華人數量大增，至2002年時便已達到250萬，其中70%以上為第一代。至2004年，在美臺灣人共有56萬，而福州人也有50——60萬之眾。當然，華裔只是亞裔的一部分。亞裔在美國占4%，在加州是12%；華裔在加州較為密集，亦只占3%左右。與新移民人口增長相關的是，華僑華人定居區域也有了很大的擴展。以前，華僑華人被嚴格限定在唐人街內居住；但從戰后初期的20世紀40年代后期始，就有不少華僑華人從唐人街搬遷到普通白人居住區去。而隨著60年代唐人街內較大規模制衣廠的出現，新移民婦女跟著大量涌入工作。今天，傳統的唐人街已不再是華僑華人的主要聚居地，而成為新移民特別是非法移民甫抵新大陸的落腳點和中轉站。
人口素質的普遍提高，則是跟戰后華人新移民人口結構的變化及第二代以后華裔人口的增長密切相關的。在1949年之前，中國曾經派出5000名最優秀的學生到美國留學，這些人結果大多居留下來。而在1949——1985年間，僅臺灣一地就有10萬優秀大學畢業生赴美深造，其中85%滯留不歸。與此同時，香港也有大量中學畢業生跑到美國升學，他們也大多留了下來。另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后留美的數十萬學生，他們畢業后許多人亦選擇留在美國就業。與此同時，隨著華僑華人社會群體的壯大，新一代的華裔人口迅速增長，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所有這些，都使得美國華僑華人社群的文化知識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觀。據統計，美國約300萬華僑華人中，擁有大專以上學歷者目前已占三分之一強。在有些地區，華僑華人中具有高學歷者的比例甚至已經超過了其他族裔。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從各個方面給予傳統華僑社會乃至美國主流社會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
專業人才的涌現和高科技企業的興起
隨著華僑華人中接受高等教育人數的激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科研教育界工作，在工商企業界創辦公司的也漸成氣候，并涌現出一大批成功的專業人士和高科技企業。以專業人士來說，據統計，20世紀末在全美有10萬多名華人專家學者，他們分布在數百所大學和各類科研機構中，其中約3萬人被公認為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占全美一流科技人才的四分之一強。在全美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中，有三分之一的系主任由華人擔任；美國機械工程學會的12個分會主席，有一半為華人；美國電腦中心有1000多華裔研究人員，其19個部門中有12個是華人當主任的；全美最大的電腦企業——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擁有800余名工程師，其中500多位是華人；至于美國太空研究中心及阿波羅登月工程等超級科研單位，其華裔科技人員更是數以萬計。像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遠哲，以及教育家田長霖，數學家陳省身，物理學家吳健雄，建筑師貝聿銘，電腦專家王安，艾滋病醫學專家何大一，均享譽世界。
再以高科技企業來說，自20世紀50年代初波士頓的王安實驗室（WANG
LABORATORIES，后改組為王安電腦有限公司）成立后，華資高科技企業便逐步得到發展并取得佳績。王安出生于上海，早年畢業于上海交大。其公司在70年代先后成功研制出文字處理系統（WPS）和VS系列計算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文字處理系統供應公司和北美最大的小型商業計算機的供應廠家，在辦公自動化領域居于領先地位。在他的主持下，公司從僅有600美元的小工場發展為年營業額近30億美元、總資產達20億美元、雇員超過3萬人的跨國公司，躋身全美十大電腦公司之列。不過，王安電腦公司從1985年起卻不幸因經營策略、人事安排和企業管理等方面出現嚴重失誤而陷入危機，終于走向衰敗，為柯達公司所收購。
繼之而起的，是王嘉廉1976年在紐約創辦的聯合國際電腦公司（COMPUTERASSOCIATES
INTERNATIONAL，INC.）。王嘉廉也生于上海，1952年隨父母移居美國，畢業于紐約市立大學。該公司發展迅猛，在1995年時營業額已達31億美元，為全美僅次于微軟公司的第二大獨立電腦軟件制造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由新一代華人科技專家創立和經營的高科技企業正在崛起之中，僅在美國硅谷地區便有2000家之眾，約占該地區的七分之二；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知名企業，即有被稱為華裔“比爾?蓋茨”的楊致遠等人創辦的雅虎公司（YAHOO！），等等。曾有在該區內創業的李信麟在接受《亞洲周刊》記者采訪時說：：“沒有中國人，硅谷就不會成其為硅谷。”此話不無道理。
歸化進程的加快和參政意識的增強
根據1790年美國歸化法，入籍只是歐洲人的特權，華僑入籍僅限于在美國本土出生的子女，歷史上能夠入籍的華僑極少。但戰后以來特別是60年代以后，美國的歸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華人只要取得博士學位便可以第三優先權拿到綠卡，五年后入籍。隨著土生華人和入籍華人的增多，他們萌生了民主、政治意識，不僅積極參與民權運動，參加投票選舉，自覺維護自身作為公民的正當權益，而且也逐漸躋身政界，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目前美國近300萬華僑華人中，約有60%有投票權，其投票率在60——68%，成為一股政治勢力，這在舊金山唐人街等處尤為突出。
近年來，美國華人參政已出現不少成功范例，如老布什時期有交通部副部長趙小蘭、白宮學者委員會主任陳香梅等；克林頓時期有聯邦商業部長特別助理余雪潔、國防部助理部長彭福有、美國駐外女大使余江月桂等；小布什時期有勞工部長趙小蘭、華盛頓州州長駱家輝等。不過，由于華人絕對人數少（其比率尚不及全美人口的1%），故實際影響還相當有限。
此外，戰后美國華僑華人在文化藝術體育上的表現，也有長足進步。在文學界，聶華苓、於梨華、陳若曦、湯婷婷等曾獲諾貝爾獎提名。影視界的羅燕、王洛勇、靳羽西、趙家玲、李連杰、陳沖、成龍以及體育界的張德培、周婉儀等，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美國華僑華人在事業有成的同時，還積極參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尤以來華從事學術交流、講學，商業貿易，以及創立高科技企業最為突出。在臺灣問題上，也普遍堅持反獨促統的鮮明立場，發揮了重要作用。
縱覽美國華僑華人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風云，可謂甘苦滄桑，可歌可泣。盡管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美國華人在短期內還難以完全進入主流社會，還要面對“李文和案”留下的陰影和“9?11”后全美經濟蕭條的打擊，但無論如何，隨著經濟、政治力量的與日俱增，他們對美國社會和國際社會也勢必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黃小堅：中國華僑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學術交流網（www.anni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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