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issa：最初激勵你寫詩的是什么？
楊子：我出生在1960年代初期，我父親是一名普通工人，先在鋼鐵廠，后在鐵路運輸部門。在那個貧瘠的年代，我像所有工農子弟一樣，沒機會讀到任何經典文學作品，如果不是中學時偶然從鄰居和同學那兒借到《唐詩三百首》和契訶夫的小說，從一同學習繪畫的朋友那兒看到俄羅斯藝術家列賓的作品，我不可能對文學和藝術發生興趣。高中的時候，我開始寫古體詩，平仄不通的古體詩，同時夢想著做一個歷史小說家，甚至試著寫過兩個古代題材的短篇小說，一個關于楚莊王，一個關于張巡。當然，那只是糟糕透頂的習作。大學時代，真正讓我對詩歌產生濃厚興趣的，是英國詩人約翰•濟慈。大學階段對我有過影響的詩人還有美國詩人愛倫•坡、惠特曼、阿奇波爾德·麥克里希、康拉德•艾肯，俄國詩人葉賽寧等人。
Melissa：許多人爭辯過詩歌的目的。你認為詩歌的目的是什么？
楊子：我不太能體會詩歌在一個過于富裕的社會中，在一個張力驟然松弛的時代里，意味著什么。對我來說，在我命定了要在這里從生到死的、沒有任何宗教的國度，在這個詩歌曾經擁有高貴的尊嚴、如今被貶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的國度，詩歌（廣義上的）的確是一種拯救：將我們從忘恩負義中，從長久的遺忘中，從難以阻止的墜落中，從肥膩污穢的現實中，拯救出來。承擔這樣一種使命的，不僅僅是今天的詩歌，也有昨天的、古老的詩歌。我們有很多不幸，但是我們有我們的幸運，這就是，我們是一個有可能活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樣一個偉大共同體中的民族。無論《詩經》還是杜甫，仍在對我們，對我們的時代發言。
Melissa：你認為自己是某個詩歌運動或者作家團體的一員嗎？
楊子：從1984年到1993年，我在新疆生活了9年。1980年代末，我和一些朋友創辦了民刊《先鋒詩報》（僅出一期），1990年代初我和徐莊等人創辦了民刊《大鳥》。在新疆這樣一個最遙遠的地方，《先鋒詩報》和《大鳥》上的作品，其實驗色彩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國西部，它們，尤其是《大鳥》，無疑是非常前衛的民刊。但是我并沒有發起一個運動的野心。很久以后，當“運動”的硝煙散去，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太多的運動帶有某種自我強迫的色彩，結果是一個圈子里的詩人的寫作，常常有一種精神上乃至形式上的雷同，這樣一種美學上的趨同，固然有助于形成某種勢力，但也束縛了很多詩人。
我曾經是新疆作家協會的會員。1993年到廣州后，我跟作家協會這個越來越乏味的系統脫離了關系。
Melissa：風景在你的詩歌中是一種末日般的恐怖景象，有時很悲涼。人們對你呈現如此動蕩的畫面感到憤怒嗎？
楊子：確實有人認為，我將現實描繪得太灰暗了。也有人說，我只是一味地否定了今天，卻沒有給人們指明出路。幾天前，我在讀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二十世紀的教訓》時發現，他對于知識分子將現實涂抹得過于黑暗感到憤怒，似乎這里邊有一種陰謀論的味道。我必須說，我不想用我的憤怒取悅任何人，任何群體。有時，我的詩歌幾乎是在鞭笞現實，這個現實，不僅僅是日益被后工業社會侵蝕毒化的自然環境，也包含著現代社會對于古老文明中的價值，對于人的尊嚴，對于中國人對“天”的敬畏心的吞噬。如此激烈的言語姿態，某種程度上，對我是有害的——原本投向黑暗的刺刀，反過來刺傷我自己。我承認，我的詩歌沒有給讀者帶來幸福和慰藉。很多時候，我的詩歌，是這個時代在我心靈上的一種投射，有時，這種投射過于直接了。我是不是犯了美學上的某些忌諱？萊辛在《拉奧孔》里說過，藝術家在表現悲痛的時候，不該取悲痛處于頂點的那一剎。我沒有謹守他的戒律。我經常在宣泄一種憤怒，一種接近燃燒的憤怒。
Melissa：我在你的作品中看到許多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你認為作家有責任說出社會問題的真相嗎？中國詩歌有這樣一種傳統嗎？
楊子：中國詩歌從不回避社會問題。《伐檀》和《碩鼠》對于利益階層的批判，是非常尖銳的。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伐檀》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
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針對嚴峻的社會現實的。清代畫家朱耷筆下的水鳥，經常斜著一只眼睛，這當然傳遞出一種強烈的陌生感，卻也未嘗不是他對時代的一種態度。
中國傳統倫理的核心內容之一，是知恥。今天，我們許多問題的出現，都是因為不知羞恥為何物。我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審美的嚴重退化，更有大面積的道德的缺失。正如葉芝所說，“一種恐怖的美已經誕生”。直面這種“恐怖的美”，或許就是今天藝術家和詩人的最大責任。
詩歌不是倫理道德的傳聲筒，也不是社會運動的武器。任何一門藝術，當它淪為宣傳工具的時候，都必然是簡單的，平面的，以煽動人心為目的的。這樣的藝術，已經將自己等同于露天演講和標語口號。詩歌是最接近音樂的藝術，從本質上來說，它不受雇于任何機構，拒絕為任何具體的事業服務。但是，社會問題所可能引發的廣大共振，是不可替代的。鮑勃•迪倫是一個偉大的例子，而查爾斯•蘭姆和威廉·布萊克筆下的掃煙囪的孩子，直到今天還震撼著我們。
Melissa：你參與社會運動，或環保運動嗎？
楊子：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社會運動，也不是額頭上寫著環保兩個字的積極分子。但是我一直在用我的詩歌激烈地抗議急功近利的商品經濟對于環境的踐踏。童年記憶中的綠色田野，水牛，我在里邊游泳的那條混雜著荷葉、菱角和水草氣息的河流，能捉到泥鰍和鯽魚的水田，這樣的一種美，已經被商品經濟徹底消滅。我當然不主張我們應該永遠困守在貧窮的農業社會，但是我們對于自然的毀滅，的確是觸目驚心的。我們要用多少代價，才能將今天滿目瘡痍的自然修復到從前的水平？環境工程專家說，破壞到現在這種地步的壞死的自然，是不可修復的。我們的傳統里有一句話，叫造福子孫萬代，但是我們對于物質的貪欲，正在毀掉我們后代的幸福。在廣州，離我的住所一箭之遙，是一條甚至在冬天也會散發出隱隱約約的臭味的河流。我的一位曾經在附近住過的朋友告訴我，在他的童年時代，這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里邊有很多魚。現在，這條河像一條死魚的腐爛內臟。我很想做一件事，每天去上班的路上，給這條小河拍一張照片，貼到博客上，每天一張，記錄它的死亡，它的腐爛，它的絕望。
Melissa：你本人的詩歌和你閱讀的詩歌是怎樣一種關系？對你影響最大的詩人是誰？
楊子：我沒有刻意模仿過任何詩人，但是影響過我的詩人很多，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羅賓遜·杰弗斯、艾倫·金斯堡、蓋瑞·斯奈德、華萊士·史蒂文斯、馬克•斯特蘭德，英國詩人約翰·濟慈、特德•休斯、R.S.托馬斯，希臘詩人塞弗里斯，法國詩人阿瑟·蘭波、勒內·夏爾、保羅·艾呂雅、亨利·米肖，西班牙詩人加西亞•洛爾迦，俄國詩人葉賽寧，以色列詩人阿米亥，中國詩人多多、柏樺，等等，都對我產生過影響。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在更多的地方，而不僅僅是詩歌里，聽到了聲音，看到了圖像，發現了大量的甚至密集的詩意。我也在我自己的感情里聽到了越來越自然，越來越樸素的聲音。
1980年代中期，趙毅衡翻譯的兩卷本《美國現代詩選》，對很多中國詩人產生了影響。“垮掉的一代”和“自白派”對許多中國詩人也有巨大影響，愛倫·金斯堡和西爾維婭•普拉斯是其中的巨星。很多中國詩人發出了激烈的聲音，這和美國詩人的影響頗有關系。但是中國沒有一個基礎廣泛的嬉皮士運動，所以“垮掉的一代”在中國無法生根，中國也沒有誕生自己的金斯堡。對于史蒂文斯的敬意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現在，他仍是最有影響力的美國詩人。弗羅斯特也一樣受人敬重。
我知道通過阿瑟•威利、肯尼斯·雷克斯洛斯和蓋瑞•斯奈德等人的翻譯，中國古代詩歌在美國和歐洲享有很高的聲望。斯奈德的詩歌里浸透了東方精神,金斯堡的作品則受到西藏密宗的影響。我不知道當代中國詩歌在美國有怎樣的傳播，但無論如何，二十世紀的一些美國詩人，是許多中國詩人學習的對象。我翻譯了很多美國詩人的作品，其中，蓋瑞•斯奈德的詩歌，至少讓我們看到，東方的精神和意象，可以轉換成什么樣的一種能量。對我們來說，這樣一種遠距離的轉換，比中國文化在日本文化里的轉換，更具有啟示意義。
- 上一頁
- 1
- 2
- 3
- 下一頁
- 顯示全文
- 項目對接快訊
-
- 最新信息
- 熱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