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時政學習活動中,看到一則報道,“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到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最窮的地方還在廣東,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同志在2010年3月份在河源調研時所發出的扶貧之“問”。華南農業大學響應省委省政府的號召,定點樂昌市慶云鎮襖田村開展“規劃到戶責任到人”扶貧工作亦兩年半了,經常見到學校新聞不斷報道華南農業大學的扶貧進展,那里的村落究竟是個什么狀況,村民日子過得怎樣?借著暑期三下鄉活動和“六個一”工程,華南農業大學調研小組順程來到襖田村,從學生的角度展開調查,引出一些思考。
問一:誰來給這里發展的機會?
襖田村位于粵北石灰巖山區,鄰近湖南,由8個村小組組成,總面積14597畝,其中耕地面積1097畝,水旱田750畝,能種水稻的不足400畝,總人口651人,總戶數182戶,總體比較貧困,此次“雙到”工作中省定貧困戶31戶,貧困人口119人。
我們觀察發現,襖田村自然稟賦先天不足,地勢落差大,交通不暢,土壤貧瘠,不適合規模化農業生產;新修的武廣客運專線打穿隧道改變了山間水系,生產用水問題突出;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整個村缺乏勞動力,種養技術落后,沒有主導產業,農產品僅自給自足。通過我們學校幫扶,在水利設施、危房改建、科技產業等方面已起了明顯變化,村集體經濟和村民收入特別是貧困戶收入得到了顯著增長,完成省定任務顯然沒有問題。但在與村干部和村民的交流中我們發現,這里的人有改變貧困的意愿,但意愿卻不是十分強烈,常常流露出無奈的情緒,還有一種隱隱的期待:無奈于地理偏僻,期待寬敞的道路能夠修到家門口;無奈于自然條件差,期待“靠山吃山”有捷徑;無奈于歷來的村莊一成不變,期待外面的繁華何日輻照到這個小山村?
面對現狀,我們不禁問到:社會發展到今天,地區差異還這么大,誰來給這里發展的機會?面向未來,我們不禁又反問,如果這里把貧窮已當成一種習慣,即使有了好的發展機會,又有誰能去抓住它?
顯然,扶貧首先在于扶志,必須加強思想工作改變貧困戶的“等、靠、要”觀念,激發貧困戶自我發展的內在需求和改變貧困現狀的強烈愿望,正確認識到與非貧困戶的差距及原因,通過勤勞致富,否則扶貧投入再多也是一時曇花。
其次,扶貧須找準適合“造血”的途徑。我校依靠農業科技大力推進產業扶貧,不失為扶貧造血的有效途徑之一,既可減少農村勞動力外流,也為耕地持續利用提供保障。當然,輸送勞動力(經過培訓)進入務工的收入最為直接,效益也明顯。但從長遠看,城鎮化進程終究有個限度,農村問題的解決歸根還是回到土地里來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最終還是優先發展農村經濟,待農村的各項文明指標擺得上桌面之日,“幾十年之后誰來耕地和養豬”的拭問才有人坦然而豪壯地回答。
再者,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貧工作隊才是脫貧致富的真正動力。外力扶貧總是有限的,政治號召,道義支持乃一時之策。真正的扶貧使者不是上天派來的,而是內在產生的,他們就是當地的干部。貧困村固然在資源、交通等方面受到限制而致貧,但俗話說“靠山吃山”,當地干部是否動腦筋找路子,是否真正為農民服務,切實指導幫助他們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才是最根本的最積極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富不富看干部,這也是我們黨在農村最基層執行力的體現。但從現實看,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貧隊伍卻任重道遠!
問二:他的貧困何日能徹底改變?
大家都叫他阿茍,今年45歲。“茍”與“狗”諧音,好養。我們調查的另一戶人名中有帶“賤”字,也是此意,后面再介紹。阿茍曾經有七兄弟姐妹,成年活下來的只有現兩兄弟,他哥哥也帶一“茍”字,近50的人智商卻只相當于5歲的小孩,隔三叉五地,阿茍要滿山地找這個哥哥回家吃飯或睡覺,總要耗費一番精力。阿茍前年底才娶上老婆,是個見了誰都笑呵呵的傻女人,腳殘疾,自個兒站不穩,風一吹就能倒,快兩年了也懷不上孩子,斷了阿茍“傳宗接代”的念想。
去年春,阿茍的老父親一口氣沒上來,走了。這邊農村又講究,送個老人花了萬把塊錢,全是信用社貸的款,一屁股債硬扛著不知什么時候還得清。老母親85高齡了,由于長年勞作,背駝得走路都艱難,時常發作個老毛病讓阿茍不敢跑開村子多遠,就只能種點地頭維持溫飽,間隙地在附近做點體力活弄包煙抽、補點家用。一家四口擠在破舊的泥墻房里,一個勞力養三個殘老,過一日是一日。學校掛扶單位捐款在他家老房子旁邊砌了一層兩進間的紅磚房,刮風下雨的生命安全有個保障;這三年又送錢送物,不間斷地有干部過來看望資助,關心基本生活,納入政府低保,千方百計增加家庭收入。但這種扶助性的脫貧,說到底是暫時的,淺表的,他及他的家人陷入了絕對貧困的泥潭,有什么良計能使他徹底改變貧困呢?
反觀阿茍及他家里近年的行為歷程,我們發現有兩件事使貧困的境況愈發惡化。一是大辦喪事,欠債纏身;一是為了“傳宗接代”又娶了個殘疾老婆,花了錢愿望沒實現,心理負擔和經濟負擔雙重增加了。我們當然尊重風俗習慣和婚姻自由,但從現實出發,究其原因,封建思想的影響左右了阿茍的發展,一些不切實際的“大事”沉重縛住了這個家庭,要垮下來就差最后一根稻草了。
問三:有誰病得起?
老謝老兩口前兩年日子過得挺悠閑的。大女兒嫁了人,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崽,二女兒和小女兒也都中學畢業跑到珠三角打工有一定的收入,還處上對象了。去年兒子和兒媳也外出打工了,老伴地頭弄頭菜,幾個娃時不時回來看看給幾個生活費,就整天見老謝坐在村口抽個煙逗孫子樂。但說“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今年老伴查出了子宮癌,又切除又化療,一路下來,家里積蓄的幾萬塊錢不見了,還背上來了3萬多元的債,老謝是還不上了,就得幾個小孩分擔了,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后期的醫療費用不知又得咋出呢?
國家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避免過多出現因病致貧、返貧現象,近幾年大力實施了新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但新農合仍有其一定局限性。拿老謝老伴來說,因當地醫療條件所限,腫瘤切除和化療都須到廣州才能進行,手術費4萬元異地就醫限報40%(縣內就醫可報70%,逐級減少,且有封頂),化療8次*0.4萬元/次支出3萬多元需自費,這一下就成了沉重負擔。雖然近日國家發改委又發布了大病保險至少報銷50%的工作意見,但從試點、啟動到如何實施仍有一個較長過程,高昂的醫療負擔已完全壓垮了這個原本小康的家庭,當地政府已將老謝一家納入低保家庭,但幾百元的補助也是杯水車薪。
問四:書中自有黃金屋嗎?
老鄧前幾年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上有80歲老人照顧,老伴身體也不太好,省吃儉用,東拼西湊,硬是供三個兒子都讀完了技校。大兒子和二兒子早兩年出來工作,工資也有好幾千,而且幫襯著把家里三層樓的房子在去年上半年建起來了。去年下半年,小兒子技校畢業在深圳一家電梯安裝公司做技術,月薪過萬,這下把老鄧鎖了幾年的眉頭給打開了,逢人就夸自己小孩有出息,沒事總偷著樂哩!
老鄧就認一個理,在農村小屁孩沒其它捷徑,就得把書讀好了,“書中自有黃金屋”嘛,老鄧說,自己就吃了沒文化的苦,再也不能讓娃兒們待在這山坳坳里窮一輩子啊。我們也不禁為老鄧幾個成才的兒子感到自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把根本的事兒做好了,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但我們在村里和鎮上觀察發現,這兒的娃讀書太苦了。前些年,國家把一些地方小學、中學都集中到了中心城鎮,村辦學校停了,小娃們跑一趟山路去學校得繞兩三個鐘,天蒙蒙亮出,天黑黑回,學習效率可想而知。在山路上,有一輛三輪摩托改裝的接送車跑了幾回,里面小孩子坐得滿滿的,在每個轉彎處都讓我們看得心驚肉跳。我們年年在講教育的重要性,但每次一講到教育投入總是捉襟見肘,這與我們現階段的發展水平相關,但農村的孩子似乎更多地背負了轉移的責任,他們的起跑線與城里的一樣清楚嗎,他們都看得到“黃金屋”嗎?
作者:張薰予(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預備黨員) 李毅釗(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院研究生)
(注:本文系華南農業大學書記項目“六個一工程”學生預備黨員社會調查優秀報告;指導老師:武玉坤(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魏劍波(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輔導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