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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蘭雖然是一個僅有500余萬人口的北歐小國，但它近年來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日益密切，芬蘭的經濟研究機構也越來越關注中國的經濟問題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其中有些觀點值得我參考和借鑒。

　　一、芬蘭銀行轉型經濟研究所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成果

　　（一）、中國體制發(fā)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中國經濟發(fā)展取得的成功史無前例，經歷的轉型道路也是獨特的。對一個轉型經濟體（比如中國）而言，其最重要的體制發(fā)展包括：市場經濟的出現(xiàn)及合法化，受保障的物權體系的建立，私營部門的成長，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發(fā)展，政治體制的寬松化等。

　　該所通過跨省抽樣調查方式考察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體制發(fā)展情況，在對中國31個省自1986至2002年有關數據進行收集加工基礎上，重點研究了中國金融部門的發(fā)展，法律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建設等三個方面并得出如下結論：

　　“體制發(fā)展與經濟成長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法制越健全、物權及對物權保護意識越強、創(chuàng)新環(huán)境越友好、對私營和外國投資者越開放、投資機會越多和市場體制越完備的地區(qū)，其經濟必然取得快速的發(fā)展。”

　　（二）、匯率波動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該所采用廣義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及面板數據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的研究方法，以GDP及人口水平、相關價格和虛擬變量（政策和匯率體制變化）作為主要參數，分析了匯率（包括實際和名義有效匯率）波動對中國與其37個最大貿易伙伴在1986至2003年期間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并得出以下結論：

　　1、人民幣匯率（特別是名義匯率）的變動對中國的出口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即匯率升值并沒有使中國出口有所減少，此種匯率影響絕緣效應反映出中國的出口有很大進口成份。同時，也歸因于中國的出口體制，如采用各種出口促進措施等。

　　2、中國的進口符合預期的相對價格走勢，顯示了中國貿易伙伴對華出口的競爭力。

　　該研究認為，重估人民幣名義匯率或適度提高人民幣實際匯率對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會有多大作用。中國應重點改革目前國家貼補過重的出口政策，這也是匯率對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產生更大作用的先決條件。中國在2004年就開始改革出口退稅制度，目的是總體上降低出口退稅水平并在地方層面引入更多的財政責任。中國雙重收入稅（即對中國本土公司和外國公司適用不同所得稅率）的并軌必定會影響外國公司的生產和出口戰(zhàn)略。

　　（三）、中國在通貨膨脹下降期的貨幣需求與中國的貨幣政策

　　該所研究了中國在1994-2005年期間對廣義貨幣（M2）的需求，重點關注中國在通貨膨脹下降甚至是通貨緊縮并伴以快速的經濟增長是否對貨幣存在平穩(wěn)需求。該研究通過建立一個平穩(wěn)的廣義貨幣（M2 ）需求系統(tǒng)并采用脈沖響應分析的方法，發(fā)現(xiàn)中國存在一個平穩(wěn)的、有意義的貨幣需求，廣義貨幣波動會導致通貨膨脹加速，從而對中國人民銀行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提供了支撐。該研究還發(fā)現(xiàn)，名義有效匯率在統(tǒng)計上對貨幣需求具有決定意義，因而要成功執(zhí)行上述貨幣政策，必須考慮名義有效匯率波動因素。

　　該研究認為，對于銀行部門占主導地位的中國金融系統(tǒng)而言，關注廣義貨幣（M2）和銀行信貸增長是一個明顯的政策選擇。不過，由于利率在傳動機制中有更加顯著的作用，金融主管部門更應該在不明確設定貨幣存量增長方面的中介目標情況下，確定一個通貨膨脹目標。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只要金融主管當局足夠關注匯率波動及其帶來的資本流動，其所設定的貨幣及信貸增長目標可以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經濟發(fā)展。

　　（四）、匯率政策與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的關系

　　在匯率政策與外國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流入的關系上，該所重點研究了兩個FDI吸收國對同一FDI來源國不同匯率變動情況與這兩個吸收國FDI的關系。該研究以日本（FDI來源國）對中國（FDI吸收國）和東盟4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FDI吸收國）制造業(yè)投資為研究對象，理論分析顯示：FDI 的相對流入量是相對實際匯率的函數，如果一個吸收國對一個來源國貨幣貶值高于另一吸收國的貶值幅度，則貨幣貶值多的國家將比貶值少的國家吸收到更多的FDI 。包括常規(guī)性結構變量（如：市場大小、GDP增長率、開放度等）等因素在內，中國人民幣對上述東盟4國貨幣的相對貶值將大大影響日本FDI 在中國和這四國間的分配。該研究認為，匯率和FDI的關系是多方面的，F(xiàn)DI吸收國的匯率政策不僅影響其自身的FDI流入，也大大影響其競爭對手從同一FDI來源國獲得的FDI數量。

　　二、 芬蘭經濟研究所對中國經濟的看法

　　關于中國現(xiàn)階段的一些經濟問題，我處走訪了芬蘭經濟研究所高級國際經濟學家Paavo Suni，Paavo談及如下觀點：

　　（一）、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及其給世界帶來的影響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起，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發(fā)展，近三十年來，從未出現(xiàn)過經濟蕭條期，尤其是近十年來，中國GDP年增長率保持在8%-10%，這在世界經濟史上是一個奇跡，也是全球化及新一輪勞動力分工的結果。中國抓住了歷史機遇，中國的發(fā)展及由此產生的巨大需求，給全球經濟發(fā)展帶來積極推動作用，中國經濟可以保持在目前的增長水平。長期而言，農業(yè)、農村經濟發(fā)展的滯后，都市化帶來的不良影響，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勞動力短缺等可能會影響中國經濟的發(fā)展：。

　　（二）、固定投資增長問題

　　目前，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稍快，歸因于地方政府執(zhí)行中央政府政策時有所背離，但由于經濟的高增長率一般都對應著較高的固定投資增長率，因此而目前中國較快的固定投資增長可以理解，但中國的房地產行業(yè)投資增長過快，中央政府在此方面采取的一些宏觀調控措施十分必要，應警惕泡沫的出現(xiàn)。

　　（三）、中國外匯儲備及減少貿易順差問題

　　中國目前擁有大量美元儲備資產，實際上是在支持美國的巨額赤字。中國要減少貿易順差，應大力刺激內需，鼓勵消費和投資，減少儲蓄。在鼓勵消費方面，中國急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減少老百姓后顧之憂，放心大膽消費；在投資方面，中國需健全資本市場功能，只有資本市場功能健全了，企業(yè)和個人投資手段才能多樣化，投資效果也會更好，并有助于降低儲蓄率。

　　（四）、發(fā)達國家產業(yè)轉移到中國帶來的影響

　　目前，一些發(fā)達國家將工廠關閉，并轉移到中國、印度等市場潛力大、勞動力相對低廉的國家，對后者的好處不言自明，可增加后者的國民收入及就業(yè)，刺激其經濟發(fā)展等；對發(fā)達國家本身而言，工廠的關閉實際上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破壞”，短期內可能會影響特定地區(qū)的就業(yè)，但總體而言，并不會給發(fā)達國家的整體就業(yè)帶來消極影響。同時，由于發(fā)達國家轉移的僅是產業(yè)鏈的生產環(huán)節(jié)，其將更加注重優(yōu)化產業(yè)鏈的研發(fā)等高端環(huán)節(jié)，從而推動技術進步，并獲得更多的附加值。此外，產業(yè)轉移至目標市場，還有利于發(fā)達國家出口，并獲得更多來自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價廉物美的消費品和中間產品。產業(yè)轉移是新一輪國際勞動力分工及跨國公司優(yōu)化生產的結果，對各方都有好處。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及人民幣升值，中國工資水平的升高，勞動力成本會上升，中國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將不復存在，中國似應從長計議，及早關注這一問題。

　　駐芬蘭使館經商處

　　2007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