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記者 汪蘇）近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律師朱列玉建言，應改革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城市與農村，一律允許生二胎。他認為，當前，中國生育率已經較低，“已到了調整計劃生育具體政策的時候”。
朱列玉認為，中共中央在30年前倡導城市“一孩”之初，已富有遠見地看到今后隨形勢變化調整政策的必要性。
他在建議中引用了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下稱《公開信》）表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他認為，目前，中國已成功實現了人口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轉變。隨著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和人口發展條件的改變，現行生育政策逐漸成為制約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將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份建議書分析稱，以一胎為主的生育政策會導致人口老齡化危機。
按聯合國的標準，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7%，即該地區視為進入老齡化社會。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這說明，中國人口老齡化逐步加快，無論給家庭、還是國家都帶來很大壓力。
朱列玉表示，經過兩代獨生子女政策后，中國的家庭呈“四二一”結構，即四個老人，中間是一對小夫妻(第一代獨生子女)，下面是一個孩子(第二代獨生子女)。當第二代獨生子女結婚成家的時候，他們一個人面對6個老人，那么小兩口就要面對12個老人。
“這對年輕的夫婦來說，是非常沉重的負擔。對于國家來說，除了養老負擔，還面臨勞動力短缺、消費不足問題。”建議書如此指出。
同時，他還認為，當前中國生育政策實質上是反向歧視。當下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得比較好的群體是中產階級。他們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都較高，職業較好，一旦違反計劃生育的規定，這些人將失去體面的工作和良好的生活，這不利于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
再者，他還指出，一胎政策還加劇了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將來會造成很多問題。同時，現行生育政策也會導致傳統文化倫理觀和習俗的弱化甚至消亡、產生大量失獨家庭、需要骨髓移植的患者出現治療困難、“獨生子女難教”等。
朱列玉表示，旨在收緊生育政策、倡導“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公開信》發表30多年后，中國人口增長過快問題早已得到緩和。相反，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上述弊端已經逐步顯現。按《公開信》既有思路，適時調整生育政策已經勢在必行。
附：關于調整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允許生二胎的建議（全文）
1980年，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第一次以公開信的形式倡導“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此事件為標志，我國進一步收緊生育政策，將1970年代“最多兩個”的政策轉變為嚴格控制生育第二個孩子和獨生子女政策。該公開信同時富有遠見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這30多年來，中國成功實現了人口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轉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在人口出生率或育齡婦女生育率較高，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形勢下制定的。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文化和人口發展條件發生改變，計劃生育政策逐漸成為制約人口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維持計劃生育政策、保持當前低生育水平將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計劃生育政策要與時俱進。
實行計劃生育政策30多年來，中國累計少生了4億多人。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幫助緩解了人口過快增長可能導致的一系列問題。根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由于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人口必然要受到生產資料的影響，人口的增殖是受到限制的，因此，人口的增長必須要有一個適當的限度。急劇的人口增長，必然會引起對于生產資料的某種程度上的爭奪，這也是戰爭、饑荒產生的深層次原因。縱觀中國古代的歷史，往往是盛世亂世相繼。盛世帶來的往往是人口的大量增殖，而一旦發生天災人禍，大量人口的生存問題就會凸顯，此時就容易出現社會動蕩，進入亂世。可以說，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特定時期下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良方。“計劃”在現代漢語詞典的意思是“制訂行動的方案,以規劃未來”。那么，計劃生育從字面上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制定生育政策的時候，要未雨綢繆。在三十年前，計劃生育意味著要少生，實行一胎政策。而在今天，計劃生育則意味著要放開一胎政策，允許生二胎。
二、一胎政策導致人口老齡化危機。
老齡化社會是指老年人口占總人口達到或超過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結構模型。按照聯合國的標準，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7%，即該地區視為進入老齡化社會。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這說明了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逐步加快，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平均壽命的延長，養老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經過兩代獨生子女政策之后，我國的家庭結構出現一個漏斗型的狀態，呈“四二一”結構，即四個老人，中間是一對小夫妻(第一代獨生子女)，下面是一個孩子(第二代獨生子女)。當第二代獨生子女結婚成家的時候，他們一個人面對6個老人，那么小兩口就要面對12個老人。這對年輕的夫婦來說，是非常沉重的負擔。與此同時，國家的養老負擔也在日益加重。《2011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顯示，近半省份養老金收不抵支，養老金制度正面臨嚴峻挑戰。中國養老金缺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齡化。本質上，養老問題可以還原為勞動問題。因為只有投入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和財富，國家也才能從中抽取稅收用于社會運轉，并補貼給養老。而要勞動多，社會就必須保持一定規模和水平的勞動年齡的人口，只有這樣，創造財富的過程才不會中斷。從這個角度看，一個家庭乃至社會，年輕的勞動人口越多，家庭和社會的養老負擔越輕。假如中國繼續實行計劃生育的政策，隨著勞動人口越來越少，老齡人口越來越多，我國現有養老體系有崩潰之虞，到時人們可能將老無所依。
三、一胎政策導致勞動力短缺、消費不足。
一胎政策導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年輕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放緩，我國已經開始出現勞動力供應不足的現象。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出現用工荒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有進一步蔓延到全國的趨勢。勞動力的短缺，意味著企業用工成本的增加，影響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行業，特別是制造行業的競爭力。
社會作為整體，人口決定消費，消費決定需求，需求決定生產，有生產才能提供就業。當前中國經濟存在內需不足的問題，不僅是人均消費能力不足，而且是消費者數量不足。有學者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減少了上億消費人口，喪失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孩子出生，到20歲之前一直是單純的消費者，嬰童經濟所帶動的一個龐大產業鏈，對于內需有明顯的拉動作用。最重要的是，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二戰后，發達國家就是因為嬰兒潮拉動了消費，提供了年輕勞動力，而迎來了幾十年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
四、一胎政策導致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造成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當前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是出生人口的性別比是118.06（男孩）：100（女孩）。聯合國設定的正常值為（103—107）：100。換而言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已經嚴重失衡。這是因為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思想影響下，人們更傾向于生男孩。當前，B超檢測胎兒性別非常簡單。許多人懷孕4個月后，通過B超鑒定胎兒性別，男胎保留，女胎引產。這導致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不平衡。根據我國的現行生育政策的規定，在農村，夫妻雙方第一胎是女孩的話，可以生育第二胎，而第二胎往往成為育齡夫婦生男孩的唯一合法機會。這更加強化了育齡夫婦通過B超檢測胎兒性別和有選擇性的墮胎來避免生下女孩的動機，進一步造成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根據專家調查的數據，二胎政策生下的兒童中，男孩和女孩的比例高達143：100。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兩千多萬。有專家測算，屆時將有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到時，“婚姻梯度擠壓現象“就會凸顯。同齡適婚女性短缺，男性就會從低年齡女性中擇偶，“老夫少妻”增多；擠壓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別的地區發展，“城里哥找鄉下妹”。婚姻擠壓之痛不僅在于產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貧困人口承擔。由于農村出生性別比失衡比城市嚴重，今后“剩男”將更加沉積于邊遠貧困地區。貧窮又無子嗣的男性劇增，可能會增加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行為，危及婚姻家庭和社會的穩定。
五、當前的計劃生育政策實質上是反向歧視。
當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得比較好的群體是中產階級。他們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大多受過高等教育；他們的收入較高，認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這個社會的中流砥柱；他們的職業較好，工作單位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等單位。但是一旦他們違反計劃生育的規定，他們將失去體面的工作和良好的生活。因此，即使他們有生二胎的意愿，他們也不敢跨越高壓線。而由于很多農村人口和流動人口違法成本相對較低，他們是大膽地生。這實質上是一種反向歧視。相對高素質的人群，即使有生二胎的意愿，即使能夠給子女提供較為優良的生存環境與教育資源，卻不能多生育。而其他的群體卻可以多生育。長此下去，不利于我國國民的整體素質的提高。
六、一胎政策造成傳統文化倫理觀和習俗的弱化甚至消亡。
第一代獨生子女由于沒有兄弟姐妹，其親屬稱謂中就少了兄弟姐妹，晚輩中就沒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第二代獨生子女的親屬稱謂中，又少了伯伯、叔叔、舅舅、姨媽……曾有過這樣一則新聞報道：小學三年級的課本上有一道關于家庭稱謂的結構圖讓孩子們填寫，一些獨生子女填不完整，回去問父親：爸爸的哥哥叫什么？爸爸的弟弟叫什么？爸爸兄弟的子女叫什么？爸爸姐妹的子女叫什么？媽媽兄弟的子女又叫什么？獨生子女語境中傳統親屬稱謂的缺失，使這個龐大群體面臨著“六親不認”的尷尬，同時，也會引起親戚觀念的淡漠。在中國傳統社會，每個人在家族或家庭關系中的位置有長幼、高低、尊卑的區別。中國傳統家庭中親屬稱謂所表現的中心內容，更多的是一種家庭等級關系，因此，通常有長幼、尊卑、親疏之別。一旦親屬稱謂出現斷裂殘缺，傳統的文化倫理觀必將弱化，傳統的家庭倫理秩序必然受到沖擊。中國各地民俗豐富，多姿多彩。一年中，春節、元宵節、清明、端午、中秋、七夕、重陽、臘八、除夕等節日，甚至大部分節氣都各有一套相對應的民俗程序，而這些民俗活動往往需要闔家老小一起參與，人多才熱鬧。如今，隨著家庭成員的單一化，這些民俗活動似乎也越來越冷清，甚至可能會慢慢消失。
七、一胎政策導致大量失獨家庭的產生。
一些家庭，由于疾病或災禍使父母失去了獨生子女，人們把這樣的家庭稱為失獨家庭。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因為總有一定的風險比例，讓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將來成為失獨家庭。失獨家庭的產生是一胎政策下產生的一種現象。有媒體報道，這樣的家庭達上百萬之巨。人口學的專家估算，計劃生育的政策不變，未來可能會有數百萬的失獨家庭。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大都在50歲上下，他們的生活狀況和內心世界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自身年齡偏大，再生育機會渺茫；越逢親人團聚的節假日越傷感，只好躲親避友；年老體衰，臥榻之側沒有子女照料……對于失獨家庭來說，他們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孩子，同時失去的是生活的依靠，失去的是精神的寄托，失去的是最基本的贍養保障。隨著我國社會老齡化的加速，失獨現象必將會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
八、一胎政策導致治療一些需要骨髓移植的疾病的困難。
骨髓移植是指將他人骨髓移植病人的體內，使其生長繁殖，重建免疫和造血的一種治療方法。骨髓移植已成為許多疾病的唯一治療方法，除了可以根治白血病以外，還能治療其它血液病，如再生障礙性貧血、地中海貧血、遺傳性紅細胞異常癥、血漿細胞異常癥等以及淋病系統惡性腫瘤、遺傳性免疫缺陷癥、重癥放射病等許多不治之癥。骨髓移植分為自體骨髓移植和異體骨髓移植。自體骨髓移植易復發，在臨床上較少采用。目前骨髓移植還是首選異體的骨髓進行移植。而在異體骨髓移植中，選擇適合的供體時，首選是兄弟姐妹。獨生子女，一旦患有需要骨髓移植才能根治的疾病，有可能面臨找不到合適的骨髓配型的困境，其疾病將得不到根治。
九、實行二胎政策，有利于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長。
俗話說：“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獨生子女特殊的家庭成長環境，全家的重心和希望都寄托在這唯一的孩子身上。因此，獨生子女容易患上唯我獨尊、禮讓意識淡薄、生活能力低下等“獨生子女病”。而實行二胎政策，更有利于下一代的教育成長。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亞于學校教育。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可以充分發揮家庭、特別是兄弟姐妹間的的教育影響作用，更有利于孩子優良品質的養成，尤其是對他人的尊重和關愛、對社會和家庭的責任意識。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學校與父母對孩子過度保護的現象也不會那么常見，如孩子上學，可能不再需要父母接送，而是兄弟姐妹之間結伴而行。這樣孩子可以更加自由健康地成長。
十、建議：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一律允許生二胎。
《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已過去30多年，我國的人口增長問題已經得到緩和。相反，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一些弊端已經開始顯現（如前所述）。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的生育水平已經較低，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我國已經到了調整計劃生育具體政策的時候。因此，本代表在此建議：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城市與農村，一律允許生二胎。
(財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