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12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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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4年就開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
這個醞釀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眾太多的期望，但據專家介紹，這可能并非一個解決當前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體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個原則性、框架式的方案。
由于收入分配涉及到財政、稅收、社保等等，那么，它與個稅改革、養老金改革、國企改革等政策如何厘清界限？“這個問題非常復雜。”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經濟學家鄭功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未來的總體方案，應該是進一步將近幾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規范化，明確改革的目標、路徑和采取的措施。“我們可以把這個方案視同為十八大報告里有關收入分配改革原則的具體化”。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眾稱之為“倍增計劃”。
“關于收入分配，這是最提神的地方，”辜勝阻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居民收入要倍增，更要縮短差距。”
“這是自十六大以來中共在黨代會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的量化目標。”辜勝阻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雖然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但也未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
“這是一個約束性的指標，”鄭功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居民收入倍增是個確切的事，因為2010年的收入是確定的，你甚至可以直接算出2020年的收入是多少。”
鄭功成認為，十八大報告中的“倍增計劃”和“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者報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同步）、“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構成了一個體系，同時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徑。“倍增計劃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吻合的，它與兩個同步、兩個提高一樣，都是漸進的、長期的。‘兩個同步’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然后‘倍增計劃’是2020年的約束性指標，而‘兩個提高’則是長期的”。
十八大期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發包括地方官員在內的眾多代表熱議。
此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多項改革，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所以，“社會收入分配改革已經行進在路上，有的政策已經實施，并不是要等到國務院的總體方案出臺后再進行，這是一個認識誤區。”鄭功成說，“但自十八大報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明確了，路徑也清晰了。”
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切入？哪些層面的改革應該優先進行？
辜勝阻:啟動最易達成共識的改革擴大中等收入人群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兒？
辜勝阻: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的財富分配結構。把中等收入人群做大，從改革難易程度來講，這也是最容易達成共識的。
從全球視角來看，“橄欖型”社會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中間階層的壯大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由這種差距引致的對立情緒和社會矛盾。
因此，要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積極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現代服務業，通過經濟服務化培育大量“白領”階層。要出臺更多的優惠政策促進中小企業成長，鼓勵創業創新，讓更多的就業者變成創業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過職業技術分層認定制度改革，改變部分勞動者“有技術無地位”的情況。
通過推動城鎮化進程，讓進城農民工變成市民，促進底層農民工向中層的上升流動，改變弱勢群體家庭貧窮狀況的代際復制。
要通過健全法律法規、有效的稅收體制和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在保護和提高低收入群體經濟利益的同時，使國民財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體流動。要將教育、醫療、保險、養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為稅收減免和抵扣的重點，讓中產階層的收入增量能夠拿得到、存得住、經得起花，防止一些城市物價、房價或其他生活成本過快上漲對居民消費產生的擠出效應而不利于中產階層崛起的局面。
《中國經濟周刊》：有研究表明，我國中產階層占就業人口的比例，正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在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過程中，您認為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辜勝阻：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能通過再分配中的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來實現，也很難通過稅收杠桿來實現，政府要創造條件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盡快出臺土地物權法配套法規，讓農村居民擁有財產性收入，在穩定農民對承包地擁有長期物權的前提下，使農民能夠充分享受土地流轉的增值收益。
要完善資本市場體系建設，鼓勵金融產品創新，提升居民理財水平，拓寬居民金融投資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紅利等財產性收入。
要研究專利和企業家才能這兩大要素通過“技術資本化”和“管理資本化”參與分配過程的有效實現形式和途徑。
鄭功成：不能只依靠增量，要調存量
《中國經濟周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目前應該優先進行的是什么？
鄭功成：當前是初次分配為重，我主張再分配優先。如果對初次分配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不僅會影響到投資，而且影響到就業。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幾十年時間內形成的，調整非一人之功，也非一時之功，需要10年到20年的時間。再分配涉及到財政資源，之前的改革主要考慮到用財政的增量來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所以，在再分配中，我認為改革速度應該加快，而有些部門的資源要收縮，也就是要動存量。
如果存量結構不調整，僅僅依靠增量，調整的效率就非常有限和低下，就實現不了改革目標。盡管我們的社會收入分配改革最理想是達到“帕累托最優”，就是我們在這部分好了，那部分也沒有受到損害。但是在現階段，這只能是一種空想。所以，在社會差距持續拉大的背景下，我們必須要動一部分利益者的利益。
《中國經濟周刊》：在當前的利益格局下，我們應該先動哪一部分人的利益？
鄭功成：比如，壟斷企業的收益，這本身是剝奪其他部分的收益獲得的；再比如靠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違法非法所得的收益；此外，還有灰色收入里面的不合法的部分等等。這些就是要被取締的一部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改革，就必須損害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夠彌補收入不足者的利益。
雖然改革會遇到阻力，但這也是必須的，因為一部分群體拿的收入實在是過高了。對于這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部分，必須要削減。即使財富總量是寬裕的，這部分收入也必須要取締。
三市委書記談收入分配改革：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江西省吉安市委書記王萍：在發展過程中，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等問題應當引起重視。社會要公平、公正，這是最重要的體現。發展當中的問題，是可以通過改革、發展來解決的。
黑龍江省大慶市委書記韓學健：要安頓好低保群眾、離退休人員以及特殊人群，在社保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上進行科學設計。但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是發展，創造社會財富。否則這個蛋糕很小，分起來也是低層次的。結合大慶的經驗，第一，還是發展，這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因素，要加快發展；第二，結合地方的實際，將中央的社會保障政策落實好。這是最重要的兩個方面。
山東省德州市委書記吳翠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經箭在弦上，建議進一步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穩妥推進“提低、擴中、控高”，增加居民收入。一、要縮小行業之間收入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二、縮小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公務人員的收入差距，深入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盡快完善經濟發展落后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三、縮小基層與機關公務人員之間收入差距，適當向基層傾斜，激發基層干部職工工作的積極性。
這個醞釀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眾太多的期望，但據專家介紹，這可能并非一個解決當前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體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個原則性、框架式的方案。
由于收入分配涉及到財政、稅收、社保等等，那么，它與個稅改革、養老金改革、國企改革等政策如何厘清界限？“這個問題非常復雜。”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經濟學家鄭功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未來的總體方案，應該是進一步將近幾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規范化，明確改革的目標、路徑和采取的措施。“我們可以把這個方案視同為十八大報告里有關收入分配改革原則的具體化”。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眾稱之為“倍增計劃”。
“關于收入分配，這是最提神的地方，”辜勝阻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居民收入要倍增，更要縮短差距。”
“這是自十六大以來中共在黨代會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的量化目標。”辜勝阻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雖然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但也未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
“這是一個約束性的指標，”鄭功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居民收入倍增是個確切的事，因為2010年的收入是確定的，你甚至可以直接算出2020年的收入是多少。”
鄭功成認為，十八大報告中的“倍增計劃”和“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者報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同步）、“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構成了一個體系，同時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徑。“倍增計劃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吻合的，它與兩個同步、兩個提高一樣，都是漸進的、長期的。‘兩個同步’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然后‘倍增計劃’是2020年的約束性指標，而‘兩個提高’則是長期的”。
十八大期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發包括地方官員在內的眾多代表熱議。
此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多項改革，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所以，“社會收入分配改革已經行進在路上，有的政策已經實施，并不是要等到國務院的總體方案出臺后再進行，這是一個認識誤區。”鄭功成說，“但自十八大報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明確了，路徑也清晰了。”
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切入？哪些層面的改革應該優先進行？
辜勝阻:啟動最易達成共識的改革擴大中等收入人群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兒？
辜勝阻: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的財富分配結構。把中等收入人群做大，從改革難易程度來講，這也是最容易達成共識的。
從全球視角來看，“橄欖型”社會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中間階層的壯大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由這種差距引致的對立情緒和社會矛盾。
因此，要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積極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現代服務業，通過經濟服務化培育大量“白領”階層。要出臺更多的優惠政策促進中小企業成長，鼓勵創業創新，讓更多的就業者變成創業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過職業技術分層認定制度改革，改變部分勞動者“有技術無地位”的情況。
通過推動城鎮化進程，讓進城農民工變成市民，促進底層農民工向中層的上升流動，改變弱勢群體家庭貧窮狀況的代際復制。
要通過健全法律法規、有效的稅收體制和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在保護和提高低收入群體經濟利益的同時，使國民財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體流動。要將教育、醫療、保險、養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為稅收減免和抵扣的重點，讓中產階層的收入增量能夠拿得到、存得住、經得起花，防止一些城市物價、房價或其他生活成本過快上漲對居民消費產生的擠出效應而不利于中產階層崛起的局面。
《中國經濟周刊》：有研究表明，我國中產階層占就業人口的比例，正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在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過程中，您認為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辜勝阻：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能通過再分配中的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來實現，也很難通過稅收杠桿來實現，政府要創造條件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盡快出臺土地物權法配套法規，讓農村居民擁有財產性收入，在穩定農民對承包地擁有長期物權的前提下，使農民能夠充分享受土地流轉的增值收益。
要完善資本市場體系建設，鼓勵金融產品創新，提升居民理財水平，拓寬居民金融投資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紅利等財產性收入。
要研究專利和企業家才能這兩大要素通過“技術資本化”和“管理資本化”參與分配過程的有效實現形式和途徑。
鄭功成：不能只依靠增量，要調存量
《中國經濟周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目前應該優先進行的是什么？
鄭功成：當前是初次分配為重，我主張再分配優先。如果對初次分配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不僅會影響到投資，而且影響到就業。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幾十年時間內形成的，調整非一人之功，也非一時之功，需要10年到20年的時間。再分配涉及到財政資源，之前的改革主要考慮到用財政的增量來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所以，在再分配中，我認為改革速度應該加快，而有些部門的資源要收縮，也就是要動存量。
如果存量結構不調整，僅僅依靠增量，調整的效率就非常有限和低下，就實現不了改革目標。盡管我們的社會收入分配改革最理想是達到“帕累托最優”，就是我們在這部分好了，那部分也沒有受到損害。但是在現階段，這只能是一種空想。所以，在社會差距持續拉大的背景下，我們必須要動一部分利益者的利益。
《中國經濟周刊》：在當前的利益格局下，我們應該先動哪一部分人的利益？
鄭功成：比如，壟斷企業的收益，這本身是剝奪其他部分的收益獲得的；再比如靠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違法非法所得的收益；此外，還有灰色收入里面的不合法的部分等等。這些就是要被取締的一部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改革，就必須損害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夠彌補收入不足者的利益。
雖然改革會遇到阻力，但這也是必須的，因為一部分群體拿的收入實在是過高了。對于這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部分，必須要削減。即使財富總量是寬裕的，這部分收入也必須要取締。
三市委書記談收入分配改革：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江西省吉安市委書記王萍：在發展過程中，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等問題應當引起重視。社會要公平、公正，這是最重要的體現。發展當中的問題，是可以通過改革、發展來解決的。
黑龍江省大慶市委書記韓學健：要安頓好低保群眾、離退休人員以及特殊人群，在社保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上進行科學設計。但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是發展，創造社會財富。否則這個蛋糕很小，分起來也是低層次的。結合大慶的經驗，第一，還是發展，這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因素，要加快發展；第二，結合地方的實際，將中央的社會保障政策落實好。這是最重要的兩個方面。
山東省德州市委書記吳翠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經箭在弦上，建議進一步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穩妥推進“提低、擴中、控高”，增加居民收入。一、要縮小行業之間收入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二、縮小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公務人員的收入差距，深入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盡快完善經濟發展落后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三、縮小基層與機關公務人員之間收入差距，適當向基層傾斜，激發基層干部職工工作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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