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國民經濟支出法核算，國內生產總值（GDP）是由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的，三者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別構成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貢獻率。由于世界各國人均收入水平和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差異，各國消費率高低不一、特點各異。與此同時，受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影響，各國消費的相互聯系也在日益加深，并在總量上和結構上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趨勢。總體上看，世界各國消費的增長與GDP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長，平均消費率穩中趨升。絕大多數國家在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費結構升級加速，消費率通常會出現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穩定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上，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與國際消費率比較，我國的消費率顯然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長期呈下降趨勢，明顯偏離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和標準結構。因此，積極擴大消費需求，逐步提高消費率，是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任務。
各國消費率變化的基本趨勢與特點
縱覽世界各國消費率的演變，大體呈現以下基本趨勢與特點：
一是消費同步或略高于GDP增長，消費率穩中趨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1986-1995年，發達經濟體實際GDP年均增長3％，私人消費增長3．1％；1996-2005年，發達經濟體實際GDP年均增長2．8％，私人消費增長2．9％。在這兩個10年中，私人消費均高于實際GDP增速0．1個百分點，反映了私人消費略微超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同樣，在前后兩個10年中，最終國內需求分別增長3％和2．9％，也都保持同步或略高于實際GDP的增長速度。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作為一個整體也呈現了類似的趨勢。由于私人消費占據全部最終消費的絕大部分，其增長速度整體上快于GDP的增速，世界平均消費率因此總體趨于上升。近年來，這一趨勢更為明顯：2000年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7．2％，2001、2002年分別上升到78．3％和79．6％。
世界投資率的變化也可以反襯出消費率上升的趨勢。1990年以來，世界平均投資率已從24％降至2002年的19．9％，按照世界最終國內需求基本同步于GDP增長的趨勢可以判斷，此期間世界平均消費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在14個代表性國家中，只有中國投資率呈不斷提高趨勢，澳大利亞、新西蘭、尼日利亞、巴西和美國等5國基本穩定，而英國等其他8個國家均呈明顯下降趨勢。同樣，儲蓄率指標也可以反襯即期消費傾向和消費水平的變化趨勢。世界平均儲蓄率總體上同樣在低走，2000年為22．8％，2001、2002年分別降為21．7％和20．4％。
二是居民消費增長快于政府消費。發達經濟體在1986-1995年和1996-2005年期間，私人消費即居民消費年均增速比公共消費即政府消費分別高0．9和0．8個百分點。其中，美國居民消費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費，即分別高1．4和1．8個百分點；歐盟居民消費增速也分別比政府消費高0．6和0．4個百分點。只有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后，居民消費疲軟，而政府為振興經濟極力擴大公共消費，導致政府消費年均增速分別高于居民消費0．1和1．3個百分點。發展中經濟體總體上居民消費增速也快于政府消費。正是由于居民消費增速較快，其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費率穩中趨高，大多數經濟體都達到較高水平，成為最終國內需求的主體或絕對主體。
三是消費率在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階段會有顯著上升，此后基本趨于穩定。根據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等在《發展的模式1950-1970年》中采用多國模型所給出的標準結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不同水平時的消費變化呈動態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來衡量，居民消費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時（中值70美元）為最高，達到77．9％，為貧困型高消費。此后，隨著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費率開始直線下降，累計下降16．2個百分點。但是，當人均GNP邁過1000美元門檻以后，居民消費率的圖景出現了轉折性變化，開始步入上升階段。本文分析中大多采用GDP數據，由于人均GNP與人均GDP的數值差距不大，因此一般認為，消費率與人均GDP的關系與上述結論接近。通過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實證考察，在人均GDP從1000美元通向3000美元左右的工業化中期階段，通常都伴隨居民消費率一定程度的攀升。比如，美國1942年人均GDP首次超過1000美元，到1962年達到3144美元，20年間年均經濟增長4．9％，GDP總量相應從1618億美元提高到5865億美元，增長2．62倍；同期，人口增加5167．8萬人。按照支出法核算，同期美國居民消費率從1942年的54．9％提高到1960年的63％，18年間提高了8個百分點，從占GDP的一半多一舉上升到接近2／3的水平。
四是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以后，消費結構升級顯著加快。根據錢納里等的標準結構，在人均GNP超過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著類等生存型消費比重下降，發展享受型消費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飲料、煙草等消費支出比重的恩格爾系數，從100美元以下時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時的28．4％，降幅達24．8個百分點。在人均GNP達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時，恩格爾系數降幅趨緩，僅下降1．6個百分點。另據對17個主要國家、地區數據的分析，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階段，恩格爾系數平均從41％下降到32％。其中衣著類消費小幅下降，平均下降1．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發展享受型消費總體上呈上升趨勢。
五是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大多消費率偏低。多數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是明顯的例外，其消費率居于較低水平，而且沒有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明顯提高。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3年韓國、香港地區、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消費率與1985年各自的消費率相比，均有一定幅度下降，其中泰國和馬來西亞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只有印尼和菲律賓消費率居較高水平，并總體呈上升趨勢。日本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消費率有明顯上升，但在人均GDP處于1000-3000美元階段，消費率也不升反降。日本人均GDP從1965年的1071美元增至1973年的3372美元，年均增長15％；但1965-1973年，日本消費率卻下降了5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也同步下降了5個百分點。
消費率變化的國際比較
通過與國際平均水平和各國消費率的廣泛比較，可以發現我國消費率居于世界較低水平，明顯偏離了世界消費率變化的一般趨勢和標準結構，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近20年我國最終消費與居民消費年均增速低于GDP年均增速，與此期間世界消費同步或略高于世界GDP增長的基本趨勢相悖。據計算，1986-2004年，我國名義GDP年均增長15．74％，而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年均名義增長僅為14．55％和14．48％，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分別低于GDP年均增長1．19和1．26個百分點。考慮價格因素，1979-2004年最終消費實際增幅更低于GDP增幅2．4個百分點；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消費增長低于GDP增長的幅度進一步擴大。
第二，我國消費率大大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與國際平均消費率高位穩定并趨于微升的趨勢相比，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我國消費率僅在1978-1981年有一定幅度上升，即從62．1％上升到67．5％，居民消費率從48．8％升至53．1％；此后長期趨于下降，1997年最終消費率降至58．2％，居民消費率降至46．5％；2003、2004年最終消費率又進一步降至55．4％和53．6％，居民消費率則降至43．3％和41．9％。與此同時，世界平均消費率卻從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與錢納里等的標準結構中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消費率65％相比，我國目前消費率也要低12個百分點。
第三，世界銀行關于各大洲26個代表性國家的數據顯示，1985-2003年間我國消費率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多數歐洲國家平均消費率在70％-80％之間，由于它們均屬于高收入國家，其最終消費率的一般趨勢是高位穩定或略有提高。比如，英國從1985年的80．71％提高到2003年的86．63％，提高將近6個百分點。只有盧森堡是例外，其消費率從1985年的77．93％降到2003年的61．11％，下降近17個百分點，從較高水平行列降到中低水平行列。北美洲三國都在高位穩定的基礎上略有提高，其中同一時間美國和墨西哥的消費率分別提高2．35和8．1個百分點。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都穩居高位并略有提升，2002年消費率分別達78．47％和78．17％。非洲的埃及和南非也是穩中趨升，2003年消費率分別達到84．77％和81．43％的高位。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四國的平均消費率也分別在70％-80％之間，雖有一定波動，但始終穩定在高于70％的水平。與上述國家相比，我國的消費率大約要低10-20個百分點。
第四，我國消費率在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體中位列較低。2003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內地最終消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為53．05％，比日本的74．43％低21個百分點，比韓國、香港地區和泰國分別低15個百分點左右，比馬來西亞低4．6個百分點，比新加坡低0．26個百分點。
第五，與印度相比消費率也有較大差距。印度同是人口大國，其消費率絕大多數年份一直穩定在77％-78％之間的較高水平，最低為1995年的74．67％，最高為1998年80．31％。而同一時期，我國平均水平不超過60％，比印度低近20個百分點左右。
幾點啟示
世界各國消費率演變的一般趨勢和標準結構反映了各國經濟的普遍規律和要求。在如何對待和培育消費需求方面，世界各國各地區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我們從中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啟示：
第一，逐步提高消費率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我們應當遵循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積極擴大消費需求，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工資性收入，優化消費的制度環境，使消費保持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長率，穩步提高消費率，使居民消費逐步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第二，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過于依賴外需和投資，其本身明顯的脆弱性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發展。盡管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在一定歷史階段內，由于出口高增長和高投資率的支撐而實現了更快的經濟增長，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單純依賴高投資率，國內消費需求狀況長期得不到改善，必然加重經濟增長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一旦國際金融市場出現風吹草動或出口下降，就有可能引發國內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乃至金融經濟危機。
第三，經濟貿易大國尤其應該內需外需同時并舉。日本采取"貿易興國"戰略，在經濟高速成長階段，形成了"高積累、高投資、高出口"的增長模式，國內居民消費處于受壓抑狀態，消費率不升反降，加重了對外需的依賴。由于過于依賴外需，日本在日美貿易談判中被迫步步退讓。"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大幅升值，出口下降，并引發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破滅后，由于擴大內需政策前后反復，收效甚微，居民消費更趨疲軟，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10年"，至今仍未完全走出通貨緊縮的泥潭。而德國，由于市場開放度較高，高出口與高消費率并舉，其受外部打壓和抗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強，自身適應和調整的靈活性大，所以貿易摩擦相對較少，馬克升值并未給德國經濟帶來大的沖擊。
第四，擴大居民消費有利于增強經濟的穩定性。2000年美國在"新經濟"泡沫破滅后，次年又遭遇"9·11"事件的巨大沖擊。為了應對危機，美國一方面連續多次降低利息，另一方面大幅度減稅，有力地促進了居民消費，在投資和出口下降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的較快增長為支撐美國經濟走出危機、實現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他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促進消費以穩定經濟的經驗，值得借鑒。
第五，低消費率不一定與人口大國直接相關，關鍵取決于工資收入水平和消費制度環境。印度消費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其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較高，伴隨經濟的增長勞動工資水平增加較快；二是其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較為健全，政府公共消費發展相對平穩，勞動者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較完善。
第六，順應消費結構升級趨勢，培育新的消費熱點。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階段，居民吃穿類消費比重顯著下降，住用類比重顯著上升，住房、汽車、交通、通信、教育、旅游、文化娛樂和服務性消費等成為新的消費熱點。應當順應這一趨勢，促進住房、汽車等產業的健康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使上述新興消費熱點成為拉動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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