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梁昊飛
內容提要
入世后，中國貿易順差持續、迅速增長，這是中國產品競爭力提高的結果，但也引起國際貿易摩擦和營商環境惡化。從構成看，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加工貿易，多由外資企業出口引起。從原因分析，中國的貿易順差由多年的出口導向政策推動而成，是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引發的。可以通過調整外貿政策、開展對外投資、轉移加工貿易、調整產業結構、多元化國際市場、擴大內需等途徑消減貿易順差，實現貿易平衡。
中國貿易順差問題初探
一、現狀：日益增大的貿易順差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進出口發展迅速，逐步從原材料、初級產品出口向工業制成品出口升級，對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日益增強。1988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027.9億美元；1997年，外貿總值突破3000億美元，并首次躋身世界10大貿易國行列。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對外貿易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遞增，是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下圖是1997年至2005年的月進出口差額柱狀圖。
2004年外貿進出口規模突破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當年貿易順差為319.8億美元；從2005年開始，我國貿易順差明顯增加，達到1019億美元，并呈繼續發展的態勢。2006年對外貿易進出口高達1.7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另一方面，貿易順差激增到1774.7億美元，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07年上半年我國貿易順差擴大至1125.3億美元，相當于2006年全年順差的三分之二。僅6月份的30天里，貿易順差就超乎預期增長，并未受6月1日進出口關稅稅率調整的影響而縮減，當月外貿進出口值為1796.3億美元，增長21.3%，其中出口1032.7億美元，增長27.1%；進口763.6億美元，增長14.2%，貿易順差達269.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這與部分企業趕在7月1日出口退稅下調之前突擊出口不無關聯。
日益增多的貿易順差為中國帶來大量外匯收入，但在當前國際經濟環境中，也使得貿易摩擦風生水起。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國際經濟體，一而再地對中國部分出口商品實施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限制措施，不斷對中國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施加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我國企業的國際貿易環境。目前，國際輿論習慣性地將中國的貿易順差同競爭力及匯率水平等掛鉤，亂加指摘，旨在通過順差問題向匯率、稅收、開放領域等相關政策施壓，達到降低中國競爭力的目的。
二、原因：國際分工的必然結果
加入世貿組織、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經濟產能過剩、紡織品配額調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對近年的貿易順差做出了解釋。但是這些理由都是對局部行業和短期現象的解釋。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看，一些大國在經濟起飛和膨脹階段往往都經歷過較長的貿易順差時期。以三大經濟強國為例：美國在1874年至1970年的97年里，有93年是順差；德國在1952年至2005年間，連續54年保持貿易順差；日本從1981年以來連續25年順差。就中國而言，日漸增多的貿易順差是由政策和經濟兩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一）政策原因
與多數經濟起飛的國家一樣，中國外貿也經歷了由逆轉順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奉行吸引外資、出口創匯、加工貿易、出口退稅等經濟促進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和企業的政績和業績考核多與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額有關。多年來我們實行“獎出限進”的外貿政策，并一度制定并長期執行了“千方百計擴大出口”的戰略方針。在這種政策背景多年推動下，造成中國的貿易順差逐年增長，而入世后的6年更是貿易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雙增長最迅速的時期。
具體分析，從商品構成上看，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加工貿易，而非一般貿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工貿易大幅度上升，其凈出口增長速度快于原材料進口增長速度。1980－2005 年間，中國加工貿易順差累計達到6500 億美元，成為經常項目順差的主要來源。下圖直觀反映了加工貿易對貿易順差的貢獻程度。
以2006年為例，中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順差高達1889億美元，一般貿易進出口順差831億美元。扣除其它貿易逆差 后的各類貿易順差總額為1775億美元。由此可見，當前加工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順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從生產來源看，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外資企業。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期，我國政府和企業的第一目標是擴大出口、賺取外匯、融入國際市場，吸引外資政策的重點是建立出口導向型的外資加工制造業。政府審批新建外資企業時，多數要求企業產品要出口到國際市場，從‘三來一補’到OEM，大部分外資、合資企業都戰斗在出口陣線上，是中國貿易順差的生力軍。2006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達630億美元，受保稅政策和勞動力優勢吸引，外資大量投入加工貿易行業，其中近7成投在制造業。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鞏固。一方面，外資企業面向國內市場生產，替代了部分進口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市場有限，外資企業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占我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態勢。
如今，經濟結果與政策預期是吻合的，多年的鼓勵促進政策達到了“引資—加工—出口—創匯”的政策目標，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日漸膨脹起來的。
（二）經濟因素
從根本的經濟和產業層面上來說，貿易順差是由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引發的。國際資本和生產要素流動的自由化讓產品生產的跨國化成為可能，當今世界的大部分產品和零部件的生產、供應鏈條都實現了專業化，國際分工已經從單個產品的生產演變為產品生產過程的某一階段或某項活動，許多加工和制造環節超越了車間、工廠和國家的邊界，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在最具生產競爭力的國家進行。
在這種國際分工重新布局和深化的過程中，我國恰恰處于工業化階段，勞動力資源、配套工業體系、基礎設施、優惠政策等條件完善，形成國際生產比較優勢，吸引了全球制造業向我國轉移。許多制造企業從事貼牌生產和跨國公司生產外包，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工廠’，其結局注定要衍生為產品出口的增加和貿易順差的增長。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國際生產比較優勢仍將存續，因此貿易順差的存在有其歷史必然性。
沒有國家排斥貿易順差，但萬事有度，如果一定時期的貿易順差數量過大、膨脹過快，就會引發國際貿易摩擦和經濟環境惡化的負面影響。如何防止順差繼續激增，減少貿易摩擦，消除金融隱患，是新時期我們應該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三、出路：消減順差的幾點建議
貿易順差等于出口和進口的凈差額，持續增加的貿易順差反映了我國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在提高產能利用率，增加就業崗位，增強外匯資本基礎等多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增長過快、數量過多的貿易順差會引發國際貿易摩擦，加深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也給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帶來不利影響。當前，我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已經引起了部分國家的對立情緒，層出不窮的貿易保護舉措惡化了我國的貿易環境。
（一）取消、調整進出口貿易政策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中國工業基礎薄弱，需要政府的鼓勵政策促進出口的話，那么在中國競爭力增強的今天，就應該取消以出口創匯為基本原則的出口促進政策。而且，還要根據具體情況實行部分產品和行業的出口限制或進口鼓勵政策，對于焦點產品和行業，可以提前采取VERA‘自愿出口限制協議’。
為緩解與主要貿易伙伴的矛盾，以商務部為代表的中國政府從擴大進口、壓縮出口入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稅，開征出口稅，降低進口關稅總水平，促進設備進口等。自6月1日起，209項資源性產品、零部件、日用商品進口關稅開始實行較低的暫定稅率，以增加這些商品的進口。7月1日開始，有關2831項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開始實施，553項“兩高一資”商品的出口退稅被取消，142項商品被加征出口關稅，同時降低了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這些進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際貿易不平衡的矛盾。
（二）促進對外投資，轉移加工貿易
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大部分貿易順差來自加工貿易和外資企業，所以，消減貿易順差就要從這兩方面入手。必須轉變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對外貿易方式，改變吸引外資政策。同時，調整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考核評價指標，不再單純地以出口創匯、吸引外資作為政府和企業的發展目標。
事實上，現階段中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和工業競爭實力已經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應當促進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這樣即可消化外匯儲備，又可轉移加工貿易。通常，資源性行業的對外投資會帶來原材料和資源性產品的進口增加，而加工制造業的對外投資，大多會產生貿易出口替代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出口量。對外投資在這兩方面的效應都有助于我國消減巨額貿易順差，營造和諧的國際貿易環境。
（三）調整產業結構和目標市場
我國經濟增長的顯著特征是依靠投資增長來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多年來的大規模投資形成大量的生產潛能。國內產能過剩、內需不足、供大于求，只能向外尋找出路，必然帶來出口長期大于進口，進而導致貿易賬戶長期出現大量盈余。事實表明，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由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構成。紡織服裝、鞋類、玩具、鋼鐵等產品一直是中國大宗出口商品，但是這些行業實際上已經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且這種低附加值行業的擴容并未徹底解決我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目的，反而連續引起美國、歐盟的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對抗措施。今后應該引導國內投資和外商投資到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多、資源消耗少、環境友好型的新興產業，同時把紡織品、鞋類、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往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帶動落后地區平衡發展，實現這些行業的勞動力吸納作用。
就出口市場而言，多年來，我國外貿出口較多依賴美國、歐盟、日本、香港地區和東盟為代表的亞洲市場，新興市場的市場份額增長一直偏低。在外貿目的地集中的情況下，不僅容易受到這些國家的貿易制裁，而且一旦主要市場發生變化因素，不僅將對我國外貿產生影響，而且將直接作用于我國國內經濟的穩定和發展。2002年以來我國已經多次受到美國、歐盟等主要貿易伙伴的反傾銷調查，除此之外，反補貼、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問題也已經成為了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對付我國產品出口的方式。因此，加速外貿市場多元化戰略，開辟新興市場和國內市場是對外貿易科學發展的關鍵因素所在。
（四）穩定的匯率體系是貿易平衡的保證
近年來，人民幣升值成為我國貿易順差問題的熱點議題，中西方關于匯率問題的博弈和爭論甚囂塵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堅持不懈地對人民幣升值施壓，主張人民幣匯率低估是中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根本原因。實際上，通過人民幣匯率升值進行順差調節具有很大局限性，雖然短期可能會抬高出口價格達到降低出口量的效果，但長期看，匯率升值無助于從根本上平衡貿易和國際收支。況且，中國的大部分貿易順差來自加工貿易，人民幣升值實際上降低了出口加工企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進口成本，很難真正影響企業的出口。
從日本和臺灣地區的經驗看，本幣匯率大幅升值既不能減少外貿順差，也不能減少外匯儲備，而且很可能會對本地區經濟產生巨大的不利影響。所以，美國和歐盟主張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用心顯而易見，他們希望通過人民幣大幅升值達到降低中國的國際競爭力的最終目的。因此，從長遠考慮，維護人民幣匯率體系的穩定性，是實現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
（五） 擴大內需，吸納出口產能
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一國在一定時期產生的國際貿易差額與該國國內儲蓄有很大對應關系，粗略的公式關系為:國內凈儲蓄=國際貿易差額。根據該公式可知，一個國家存在貿易順差是因為國內儲蓄(率)太高，儲蓄沒有轉化為投資或消費。據此看來，中國之所以有大量貿易順差，就是因為國民儲蓄率太高，而美國出現貿易逆差，是因為美國的儲蓄(率)太低。理論和現實情況不謀而合。因此，減少貿易順差可以從降低儲蓄率（擴大內需）入手。
需要強調的是，擴大內需不能單純憑借利率、利息稅等治標的金融措施，歷史已證明了它的低效甚至無效，因為金融措施通常僅能影響投資性和投機性行為。事實上，中國現階段的高儲蓄率是由預防性動機導致，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的一刀切市場化改革加劇了居民的未來大額消費預期，讓人有錢不敢現時消費，只能儲蓄起來以備未來之需。因此，擴大內需的關鍵在于完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產品改革。由于這些領域的產品和服務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完全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形成合理而有效的供給，政府應該在這些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做出更加積極的行動。在完善醫療、教育、養老和住房的市場化改革的基礎上，政府財政應當在這些公共領域投入更多有效的資源，承擔部分成本，分擔居民后顧之憂，真正做到財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這幾項公共產品的合理有效供給得到保證，中國居民的高儲蓄（包括股市的高投機）才可能轉化為切實的消費和進口，出口產能才可以得到國內市場的消化和吸納。
- 項目對接快訊
-
- 最新信息
- 熱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