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勤中國科大少年班被人們叫做“神童集中營”，但是如果有誰要到那里去尋找所謂“神童”的證據，十有八九是要失望的。“我的那些同學們，到今天，有些很棒，有些很平常，還有的不怎么好。”亞勤這樣評價當年中國科大少年班的學生們：“所以要說這少年班究竟怎么樣？我覺得現在評價還早。其他大學的少年班也是一樣。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敗？大家的標準不一樣。我們這些人才三十多歲。這個年齡的人很難講是成功還是失敗。”在過去25年里，中國產生了數以千計的“少年大學生”，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亞勤，在他之前，有一個孩子已捷足先登。他叫寧鉑，是中國大學少年班的“第一人”，非常聰明伶俐，又很聽話。中國人心中一個完美兒童的種種要素，他都有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成了第一個少年大學生，也成了記者們追逐的對象。他們讓這孩子出名，讓這孩子成為“神童”，讓這孩子放射出一種既神秘又熾烈的光彩，讓這孩子成為全國兒童學習的榜樣，也成為父母們教育子女的新模式。寧鉑和亞勤同在一個學校讀書，但那時候他的名聲遠在亞勤之上。“當時我們只知有寧鉑，不知有亞勤。”三年后進入中國科大的李世鵬這樣說，“可是很奇怪，20年以后，這兩個人竟顛倒過來了。”寧鉑成了人們心中的那種平凡的人，默默無聞，只有中國科技大學的人才知道他是這所學校里的一個老師，而亞勤的名字風靡全世界。亞勤有一次談到這件事，仍然覺得寧鉑比自己更聰明。“至少，”他說，“我不比寧鉑更聰明。”寧鉑的不幸在于，人們加諸在他身上的榮耀和期望過于沉重。他那時候畢竟還是個孩子，無法負荷那么重的東西。他開始擔心自己的能力，害怕失敗。他覺得自己無法承受失敗，因為沒有人會接受一個“神童”的失敗。他由此失去了“神童”身上最神奇的一個東西
——自信，甚至對自己渴望得到的東西，也畏首畏尾，不敢伸手去拿。我們已經敘述過亞勤在高考中的那種主動的、全身心的投入，也敘述了那次研究生考試給予沈向洋的重大影響。現在我們想要說，寧鉑也曾面對差不多同樣的事情，只不過，他的決定完全相反，結果也完全相反。他總是想：“萬一失敗了呢？”大學畢業之后，寧鉑在內心里強烈地希望報考研究生，但是他一再放棄自己的希望。第一次是在報名之后，他放棄了；第二次是在體檢之后，他又放棄了；第三次，他甚至領取了準考證，但是在走進考場的前一刻，他又放棄了。他后來再也沒有為自己爭取類似的機會。亞勤后來談到自己的同學，異常惋惜：我相信寧鉑就是在考研究生這件事情上走錯了一步。他如果向前邁一步，走進考場，是一定能夠通過考試的，因為他的智商很高，成績也很優秀。可惜他沒有進考場。這不是一個聰明不聰明的問題，他也許是怕考不好就丟了面子，所以我說他做錯了判斷。這都是一念之差的事情。我就用我的例子來講，那一年高考，我病在醫院里，其實完全可以不去參加高考，可是我就少了一些顧慮，多了一點自信，所以做了一個很簡單的選擇。而寧鉑就是多了一些顧慮，少了一點自信，作了一個錯誤的判斷，結果智慧不能發揮，真是很可惜，到后來，很多機會他都不敢去嘗試。那些敢于去嘗試的人一定是聰明人，他們不會輸。因為他們會想，“即使不成功，我也能從中學到教訓。”所以，只有那些不去嘗試的人，才是絕對的失敗者。有時候我們回過頭去看看過去，對比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就會發現：有些人比你更聰明、更杰出，那不是因為他們得天獨厚，事實上你和他們一樣好。如果你今天的處境與他們不一樣，只是因為你的精神狀態和他們不一樣。在同樣一件事情面前，你的想法和反應和他們不一樣。他們比你更加自信，更有勇氣。僅僅是這一點，就決定了事情的成敗，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長之路。自信是什么張亞勤的觀點：自信是一種感覺。自信是一種感覺。一個人的成長，然后成功，往往靠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引導了你的判斷。一個正確的判斷，不僅決定你在一件事情上的成敗，更重要的，它就是你走向哪個方向的分界線。比如有兩個人，有著同樣的環境，其中一個突然就上去了，另一個人可能永遠都上不了這個臺階。最重要的區別是他做出了什么樣的判斷。這個東西無法用考試分數來衡量，但卻具有決定意義。我從小到大，周圍總是有很多人，只因一念之差，后來就一切都不同了。王堅的觀點：自信是你內心的標準。有些人一定要得到第一名，一定要讀個重點中學，或者名牌大學，才能讓自己更自信，其實那不是真正的自信。那些過分強調成功，極力想要證明自己的人，其實是不那么自信的。一個真正自信的人，一定非常強調自己的觀點，但是也可以隨時放棄自己的觀點。放棄也是需要自信的。過分地想讓別人認可自己，比如一定要爭“第一名”，就算得了第二名都會認為自己有問題，這不叫自信，叫“底氣不足”。本質的問題還是，你自己是怎么樣的人，是自己內在的標準，世界上沒有人比你自己更清楚你自己的，你用不著通過考試來證明自己的學習好不好，也不要在乎別人怎么評價你。張宏江的觀點：自信就是擺脫束縛。中學以后我開始懂事，周圍的人越來越多。我發現我的生活跟在家里的時候完全不一樣，跟在學校里面也不一樣。于是我開始表現自己，開始用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有了一種往上走的愿望。當我強烈地想要超脫中學和大學里那些教育方式的時候，或者說真正悟出了一個什么東西，擺脫了自己所受教育的局限性，這時候我就覺得自己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沈向洋的觀點：自信是戰勝恐懼的渴望。自信是一個人戰勝恐懼的渴望。自信就是我們對自己的成長能力抱有信心。我們應當像自己期望的那樣成長起來，但是我們又總是怕這怕那。其實最恐懼的事情不是別的，而是恐懼本身，所以自信是在戰勝恐懼中獲得的。你只要留意一下，就會發現自信不是與生俱來的，自信需要培養。可是，人們總是夢想不付出代價就獲得自信，就如同他們總是夢想不用勞動就獲得財富一樣。新發現1.在“你是否自信”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所有研究對象都做出肯定的回答。這同他們對“你是否聰明過人”這個問題的百分之百的否定形成鮮明對照。2.在100%認定自己非常自信的同時，又100%地有過恐懼、緊張的經歷。3.拋棄了自信和成功聯系在一起的舊觀念。事實上，建立在成功基礎上的自信并不牢靠。自信是建立在對自身價值的深刻理解上，而不是建立成功上，因為沒有人能永遠成功而不失敗。4.只是在那些不夠自信因而特別想要證明自己的人身上，是否成功以及別人是否認可，才顯得特別重要。真正自信的人并不在意某些“公認標準”，比如是否超過別人。他們更在意自己內心的感覺。5.教育是培養學生自信的過程。我到底要什么？英文difference，可以與中文里的“不同”、“差異”或者“特殊”相對應，可是這個詞里的另外一種含義，不僅無法和中國人的文化相對應，而且南轅北轍。西方人使用這個詞來描述一個人或者一件事情的時候，通常表示一種強烈的贊揚。事實上，與眾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總是被看作一種正面的品格，受到鼓勵。但是我們中國人往往相反，一個與眾不同的孩子總是給父母和老師帶來煩惱。當大人對孩子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或者“怎么就你特殊”的時候，臉色一定非常難看，那是在表示一種強烈的斥責。如果他們說，“看看人家，你怎么就不知道學一學”，那一定是在要求孩子把自己變得像別人一樣。2003年夏季的一天，在北京一個普通人家里，父親和兒子之間有一段對話。當時父親正在電腦上寫一句話：“我們站在21世紀的入口處，世界千變萬化，可是整個社會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求我們的后代成為一模一樣的人。”寫完之后，他忽然想和兒子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兒子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從小到大按部就班完成了學校的所有課程，得到很不錯的成績，但卻總是對學習對學校表現出強烈的厭惡，所以父親覺得兒子一定有話要說。“是啊，”兒子看到父親寫的話，當即認可，“我已經上了12年學，我和我的同學們每天都在讀一樣的書，做一樣的作業，老師拿同一個標準來衡量我們，不是對就是錯，然后我們通過同一張考試卷，然后我們奔著同樣的目標
——好大學。”“你覺得不該這樣？”“要是讓我自己選擇，我不會這樣度過我的童年和少年。”“那么你到底要什么？”“那……那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不想像現在這樣讀書，可我說不清楚我到底想要什么。奇怪，這問題我怎么從來沒想過？”“去年你和500多萬個孩子一同考大學，今年更多了，有600萬。這么多孩子都在努力，可是有多少人從這種努力中享受到快樂？大概最強烈的感受是苦不堪言。”“豈止苦不堪言？簡直是生不如死。”“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不是爸爸媽媽老師同學要求你做的，不是你‘不得不做的’，不是你‘應該做的’，而是你‘想做的’。”“可是我總覺得沒那么簡單吧。我們國家的教育已經定型了，誰敢不按它的路子走？除非你直接把清華、北大給拆了，學生不分先后，大學不分好壞。”“不是把學校拆了，而是把你對學校的看法拆了。”“把‘看法’拆了？”“對，改變你對學校的看法。”讀過這段對話，我們再回頭來看“difference”，可以隱約感到，這個英文單詞包含了“E學生”的第三個秘密，那就是：我到底要什么？“深藍”是怎樣煉成的(1)我不是教授的好學生。因為我不喜歡按照教授的計劃走，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許峰雄80年代后期計算機領域發生了兩件大事，轟動世界。它們出自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系的兩個學生。其一，全世界有幾十位最優秀的計算機專家在研究語音識別技術，他們全都絞盡腦汁，想讓電腦聽懂人類的語言，但是直到1987年，有一個20多歲的學生開創了歷史，那就是李開復。其二，1988年，一臺名叫“深思”的計算機第一次成為“國際大師級棋手”，并且戰勝國際象棋特級大師本特·拉爾森。它的制作者是許峰雄。直到今天，許峰雄和李開復仍然是卡耐基梅隆大學的驕傲。如果我們回過頭來，重新估量這兩個人的杰出表現，就會發現：每一個學生身上都擁有無限的潛力。大多數學生從來沒有盡善盡美地表現自己的能力，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種想要抓住什么東西的沖動。只有很少的人能夠意識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感覺到它正在前邊召喚，不顧一切地去抓住它。強烈的渴望不但產生了勤奮，還創造著天分，激勵著他們超越一切障礙，與眾不同。我們在《追隨智慧》中已經敘述過，李開復是如何與15位專家分道揚鑣，另辟蹊徑，而他的導師羅杰·瑞迪教授又是怎樣“不同意他，但支持他”的。現在讓我們來看許峰雄。當年他是比李開復早一年入學的博士生，如今他是微軟亞洲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看見許峰雄的時候，我們腦子里冒出來的第一個念頭是“深藍”：這就是那個被叫做“深藍之父”的人嗎？是的，就是他。他和他的兩個伙伴制作出來的那臺“深藍”是個龐然大物，有1.4噸重，里面裝了32個并行處理器、世界上所有國際象棋大師的棋譜，還擁有每秒計算2億步棋的能力。1997年5月11日，許峰雄用它戰勝了卡斯帕羅夫。后者擁有很多輝煌的頭銜：國際象棋世界冠軍、世界排名第一、特級大師、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國際象棋棋手。所以，“深藍”的勝利讓全世界電腦和人腦兩大領域又驚又喜，還有一種五味俱全的感覺。自從1958年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那臺名叫“思考”的計算機掀開與人類博弈的第一頁，“40年人機大戰的歷史”就在這一天徹底改寫了。“別人都說你在卡耐基梅隆大學是個非常出色的學生，是嗎？”有人這樣問許峰雄。“我也不知道，”他靦腆地笑了，“我們學校不分名次，學生也就是合格和不合格兩種。不過，我不是教授的好學生。因為我不喜歡按照教授的計劃走，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此人中等個子，看上去溫文爾雅，年齡不算大，卻已早生華發，一副深度眼鏡后面的那雙眼睛，有時候有些木然，心不在焉，但是突然間又會神采飛揚，把臉上的表情甚至全身都帶動起來。1997年5月那次持續一周的“人機大戰”之后，“許峰雄”這個名字在全世界傳揚開，也為很多中國人知曉。但是昔日的同學和今日的同事并不叫他“許峰雄”，而是叫他“CB”
——CrazyBird，意思是“瘋狂鳥”。“CB”的早期教育簡歷很簡單，但卻令人印象深刻。他出生在臺灣，自幼“好新奇之事”，中學時期“奇思妙想層出不窮、天空海闊恣意馳騁”。在臺灣大學讀書的時候成績優秀，但他給同學留下的印象是“思想異于常人”、“特立獨行”。1982年他來到美國，進入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系，又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學生。他所謂“不是老師的好學生”，包含了如下一個事件：有一天校園出現一個“黑客程序”，可以控制老師學生的計算機系統，還能把人家私下往來的電子郵件發布到學校網站的電子布告欄上，以至那些諸如“昨天我在洗手間撿到的連褲襪是誰的”之類的隱私也被公開。結果證明始作俑者正是“CB”，而他只不過是在“愚人節”里開了一個玩笑。當今微軟公司負責全球科研的高級副總裁里克·雷斯特博士，就是這一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那時候雷斯特是這所大學里的教授，而“CB”是計算機系一個尚未取得博士學位的學生。不久以后發生的一件事情，再次證明此人所謂“特立獨行”不是夸張，他后來總是說，自己走上“人機博弈”的道路“完全是機緣”，也是在說這件事：有位教授來找我，要我幫忙去完成一臺能下國際象棋的電腦。我喜歡下棋，也喜歡電腦，還知道讓電腦學會下棋的努力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但直到那時為止，電腦還只是具有業余級別的棋力。我喜歡做這件事，可是我不能同意教授的計劃。他們打算按照國際象棋的64個格子做出64塊芯片，所以那是一個很大的東西。我覺得這種做法很笨，對教授說：“現在的技術可以把這些東西裝進一個晶片，為什么要做64塊？”教授堅持當時流行的觀點：如果加快電腦速度，必然增加電腦體積。我說“不一定”。結果我和教授發生了沖突。我說：“如果你做成一個芯片，我就參加。”教授很生氣，說我“根本就不想做。”“CB”離開教授，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我非要做出一個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導師孔祥重。導師支持他，但又說：“人家已經開始，你忽然另起爐灶，所以一定要做得很快。學校沒有時間等你。”“深藍”是怎樣煉成的(2)導師問他需要多長時間，一年還是三年？他說：“6個月。”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程。沒有人要求他去做這件事，那是他自己想要的。“很多事情，你不做就不會理解其中艱難，一旦做起來，才能發現自己低估了困難的程度。”他這樣說，“面對那么一大堆問題，我有時候擔心自己也許要做10年。”旁人遇到這種情況，也許會退縮，至少要求導師給自己更多的時間，但他是“CB”
——瘋狂的鳥，他不肯退縮。每天從早到晚坐在電腦前。他要把36000個晶體放在一塊長6.8厘米寬6.7厘米的芯片上，每一條線路都要重新設計，這用掉了第一個月。然后把一點一線畫出來，有幾萬個點和幾萬條線，其中大部分依靠手工完成，這又用去了4個月。每天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昏天黑地，不分晝夜，但最大的問題是“前途難測”。他一邊往那小小的芯片里面塞進晶體和線路，一邊對自己說：“應該可以。應該可以。”第六個月開始的時候，他把36000個晶體連同所有電路全都裝在芯片上了，再多一條線都加不進去。然后開始檢測，在發生錯誤的地方重新開始，這用去了他的最后一個月。“6月限期”全用完了，他的芯片真的誕生了，不僅能夠正常工作，而且證明比那64個芯片組成的系統還要快10倍。他把自己的第一個成就叫做“晶體測試”，它的樣子粗糙，甚至不是一臺像樣的電腦，但是同學們都在為它驚訝不已，對說他：“你應該帶著它去參加國際象棋比賽。”他去了。在一場機器對機器的博弈中，“晶體測試”兩勝兩敗。那是“CB”第一次參加大師級別的比賽，時在1986年。初試鋒芒，“CB”信心大增。他繼續在“晶體測試”上投入自己的激情和智慧。一年后，“晶體測試”參加北美冠軍賽，戰勝所有對手，成為冠軍。“CB”現在狂熱地愛上了他的芯片，熱情與日俱增，似乎沒有止境。“我想做一臺更快的機器。”他對同學說。他已經計算出，如果能把電腦的速度提高1000倍，就能接近國際象棋世界冠軍的能力。導師看出學生前途無量，給他5000美元，要他做出一臺真正的電腦來，還為電腦取了個既浪漫又沉穩的名字，叫“深思”。一年以后，“深思”誕生。“CB”帶著它去參加比賽。這是他第一次帶領電腦與人腦下棋。“深思”一往無前，進入決賽，可惜在關鍵一役中輸給一位特級大師，屈居亞軍。“CB”把“深思”帶回家去，再接再厲。現在“深思”已經有了200塊芯片和兩個處理器，每秒鐘能分析70萬個棋位。半年以后，“深思”戰勝特級大師本特·拉爾森，聲名大噪。“深思”如果是一個人，也有人類的七情六欲，那必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大師”了。事情做到這個程度，“CB”已是全校聞名的傳奇人物。教授們開始對新來的學生津津樂道：“我們的機器是全世界第一個擊敗國際大師的電腦。”“什么叫研究？這就叫研究。”這一年“CB”畢業了，取得博士學位。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正為推進它的“人機博弈”煞費苦心，聽說此事，當即認定此人的工作具有“世界級”的水平，甚至有可能擊敗世界冠軍。于是公司派人前來游說。說IBM將幫助他制成更大更快的計算機。這正是“CB”想要的，他和兩個伙伴進入IBM。這一年是1989年。從“晶體測試”到“深思”，“CB”用了4年。現在他要開始新的歷程。新電腦改名叫“深藍”，其理論上的根據源自他的博士論文。那時候“CB”已經全美知名，因為《紐約時報》在頭版發表文章，說這是一場“電腦與人腦之間的戰爭”，弄得人們既興奮又緊張。這場“戰爭”的結局現在人人都已知道，但是“總攻”發起之前的那一段時間仍然漫長。從“深思”到“深藍”，CB和他的“三人小組”用了8年，其間有過無數失敗、無數煩惱、無數驚喜、無數不眠夜，這一切外人至今還不知道。人們津津樂道事情的成敗，“深藍”的勝利和卡斯帕羅夫的失敗，成為那一周世界媒體的頭版新聞。美國的《時代周刊》、《紐約時報》，英國的《衛報》，還有新華社、美聯社、路透社、共同社，紛紛報道，連中國的《人民日報》這樣的嚴肅報紙也加入進來。IBM甚至單獨為這場比賽申請了一個站點，每天有上千萬用戶訪問該站點，發表見解。“這是一部像人的機器和一個像機器的人之間的決斗”，印度人阿南德這樣評價“深藍”與卡斯帕羅夫的較量。卡斯帕羅夫說他“沒有想到電腦會如此像人一樣下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則名聲大振。他們為這次比賽投入1000萬美元，然后把70萬元的“勝利者獎金”發給了自己，又從股票價格上漲中收益2億美元。但是“CB”并不在意這些，在他的記憶中，事情的起點才是最值得懷念的。“一切都基于一個信念”。他這樣說，“信念會促使你持續不斷地努力。”《紐約時報》當年的一篇評論說，IBM導演的這場“人機大戰”，是演給全球最大的軟件公司微軟看的，“‘深藍’已經打敗了棋王卡斯帕羅夫，它能打敗比爾·蓋茨嗎?”如今，“深藍”功成身退，它的一部分捐給了博物館，另一部分則存放在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作為資料，也作為紀念。“深藍之父”許峰雄并沒有向比爾·蓋茨挑戰，他在2003年春天加盟微軟，來到比爾·蓋茨旗下。“深藍”是怎樣煉成的(3)張亞勤說，他是“很安靜、很堅韌”的科學家，腦子里每時每刻都跳動著“各種各樣的想法”，一旦決定了主攻方向，他便會“執著地整合各種資源”。沈向洋說：“他應該是所有中國學生的榜樣，當然，也是我的榜樣。”他自己說：“當時我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一做就是12年。”有一次他還對朋友說起自己為什么到那么大的年齡才結婚：“在戰勝卡斯帕羅夫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開竅(1)我終于找到了能讓自己心花怒放、精神振奮的東西。那一天我對自己說，大學的后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績了。
——李開復我們的研究對象有個共性，值得一提。那就是，幾乎每個人在學習期間都有一個發現自己的過程。這過程包含了兩個內容：1.先是發現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2.然后才是發現了自己的能力所在。一旦進入這種狀態，他們就會感受到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從心底涌出，那情形就像很多人說的，“開竅了”。這是一個突然爆發的時刻。沈向洋的“開竅”發生在大學三年級，張亞勤是在讀博士的時候，李開復也是在大學二年級。在此之前，是一個逐漸演化逐漸積累的過程，有點像火山噴發之前的沉寂。下面是李開復“開竅”的經歷：讀中學時，開復希望能成為一個律師。到了上大學的時候，他選擇了政治學和數學。他在以前從未想過其他選擇。他的父親是搞政治的，后來離開了政治的舞臺在家里寫書，也還是在研究政治。“父親從沒有說過他希望我做什么，但我覺得子承父業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對抗老師是他做的第一件具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事情。那時候他在臺灣上小學，他的老師喜歡懲罰學生，最嚴重的懲罰是用竹尺打，稍微輕一些的就是罰款，常常把同學們的零用錢都罰光了。他回憶道：班里的同學都恨老師，都在心里想著發泄不滿的情緒，這給了我一個機會去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我開始調動小聰明，偷偷計算老師罰款的數額：一天一天地加起來，結果驚訝地發現，老師從學生手里拿走了很多錢，但班費卻沒有增加。于是我說服同學們相信老師在貪污，向校長檢舉。校長痛斥老師一頓，老師回來痛斥學生，說是“共產黨的行為”，還要追查檢舉者，但卻無從下手，因為我已經預先防備泄露身份，檢舉信是用左手寫的。第一次向權力挑戰就大獲成功，這讓開復成了同學中的“明星”，也成為“正義的化身”。到美國之后讀中學，他開始喜歡法律，覺得自己可以做一個為社會主持公道的律師。有一天老師要大家寫一篇作文，題目是：“誰是美國人面臨的最大的敵人？”中國的學校不會出這樣的題目，因為這類題目的答案是形形色色的，沒有一個標準的對與錯，老師就失去了評判的依據。但是開復在美國學校里遇到的題目，大都是沒有標準答案的。老師可能說出一些參考書目，讓大家自己去看，等到看了一大堆書之后才發現，原來書里并沒有現成答案，還是要寫出自己的想法。“我當時看著老師的作文題，忽然豪氣大發，寫下自己的答案：《漠視
——美國人面臨的最大的敵人》。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在作文里寫道：越南戰爭給很多美國人帶來影響，抽煙喝酒，不看新聞，不看報紙，還吸毒，沒有一個很好的目標。人們在心理上“什么都不在乎”。過去美國人只關心自己，這還是一種比較好的情形，因為這在客觀上對社會有好處。可是現在，美國人連自己都不關心了。這是最大的問題，比“貿易逆差”、“環境破壞”之類的問題還要壞。因為，這個國家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夠有效，就是因為人人都能受教育，都能關心社會。如果人們什么都不在乎，民主制度就要完蛋了。”那時候開復還只是個中學生，有這樣的思想不免讓周圍的人大感驚訝。他的《漠視》獲得優秀獎，也是那一年全洲最好的10篇論文之一。這似乎證明了他的政治天賦，連他自己也覺得很不一般。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選擇專業，他第一個就選了人文學院。“那時候我認定自己是要當律師的，要么就是法學家。”不料情形不像他想的那樣。他覺得上課提不起精神，成績也不好，最讓他沮喪的是，他感覺不到那股激情，甚至想把枯燥無味的課本扔到教授身上。有一個時期，橋牌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每天要打好幾個小時，有時候逃課，出去參加比賽。那一年他的橋牌成績比他大學的學習成績要好得多，曾在美國大學生比賽中獲得第一名，還得到過一個“世界亞軍”。“中國人都知道楊曉燕是美籍華人中的橋牌高手，其實她總是輸給我們的。不過她很有風度，是很好的一個女性。”他就這樣度過了大學一年級，學習成績很差，也不在乎，因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歡些什么。但他明白這里不是中學，政治也不再是寫信檢舉老師那么簡單的事情。他在這個領域沒有什么出眾之處，既沒有那種熾烈的熱愛，更沒有獻身的欲望，還很厭惡那些嫻熟的政治技巧。“你走進這個世界，就不能再說實話。所以我到后來認定那不是一個好的事業。”于是他決定放棄政治學：“我并不為已經花費了一年的時間而懊悔。我認識到那不是我想從事的事業，我沒有在那里用掉我的半生甚至畢生的時間，這是我的幸運。”開復開始探求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先去學習數學，但后來發現真正喜歡的是學校里面那臺電腦。他去聽了一個月的電腦課，就發現比老師懂得還要多了。那時候電腦還是打卡式的，很笨拙，但是對他來說卻有巨大的魅力。當他發現有一個計算機和可口可樂的機器連在一起、學生坐在教室也可以看到可樂機里面有沒有可樂的時候，就覺得真是奇妙無窮。開竅(2)那時候還沒有什么人能預測計算機有著一個那么輝煌的未來，人們說到科學的時候，都是說數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沒有人說計算機科學家的，所以他也沒有覺得這是一個事業，“但是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歡它。所以我把數學也丟掉了，去學計算機。”“我終于找到了能讓自己心花怒放、精神振奮的東西了。那一天我對自己說，大學的后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績了。這是我作了那么多愚蠢的決定、經過了許多嘗試之后的一個新決定。當我投入到計算機課程中去的時候，我感覺周圍的一切都安靜下來，只有我的內心在說話。在我的記憶中，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似乎沒什么人很注意地聽我說話。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當我開口說話的時候，我的老師和那些專家們都在仔細傾聽，這讓我非常驚訝，很受鼓舞，越發勤奮。每天16個小時用在學習上，而我根本感覺不到時間在流逝。有時候我想：“我準是瘋了！”但我的確感覺很快樂。”從那時起，他果然沒有A以下的成績。大學畢業的時候，他是全校第一名。回顧那幾年的學習生活，開復到現在都十分慶幸。作為一個計算機科學家，能讓億萬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因為他的發明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這給他的生命帶來意義。然而，他可不是在一個早上就踏到這條道路上來的，那是不斷幻想、追求、嘗試、改變自己的結果。做最好的“你自己”(1)總是生活在別人的評價體系中，想想挺可悲的。
——凌小寧凌小寧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有一段在國內讀中學讀大學的經歷。現在想想，那時的課程都不記得了，但是有一篇魯迅寫的文章，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魯迅在那篇文章里寫了中國民族的一些問題，大意是說，中國少有失敗的英雄、任性的反抗，少有單身鏖戰的武人，見勝兆紛紛聚集，見敗兆紛紛逃亡……小寧在美國生活多年，直到今天還能把這長長的一段背誦出來，而且時間越是久遠，他就越是感覺到魯迅的話真是有道理。“這就是說，中國是一個‘隨大溜’的民族。”小寧說，“我們從小受的是集體主義的教育，人人都有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都在追逐一個東西，都希望做一件事。”出國多年以后，小寧回到中國，和中學時代的同學們相聚在一起，有人建議大家輪流講述當年的故事。于是，20多年前的往事一件一件鋪排開。“我要講個凌小寧的故事。”有個同學說，接著就開始講起來。那是1966年盛夏，文革正在高潮，政治的批判轟轟烈烈。這班初中一年級學生當時只有13歲。有一天，大批判的矛頭直指班主任易老師。幾個同學是組織者，站在講臺上，全班50多個同學都坐在下面，小寧坐在最后排。易老師被押上來。她才20多歲，從北京大學畢業不久，來當老師，現在站在學生面前，垂首彎腰。有人用細鐵絲拴住一塊黑板，掛在她的脖子上，下面還吊著磚頭，在黑板上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代表”，還寫“大流氓，大破鞋”。一人高呼口號，要打倒她，大家都跟著，小寧卻在后面沉默。有個同學拿了一堆大蒜來，往老師臉上抹，還把老師的鞋脫下來，拿來打她的臉。就在這時，小寧似乎忍無可忍，他站起來，大聲說：“你們這樣做不對，老師對我們挺好的，你們為什么這樣對老師？”一語出口，滿座又驚又怒。同學們斥責小寧，教室里像炸鍋似的。小寧也不知道從哪里來了一股怒氣，跳將起來，沖到前面，又把老師脖子上的黑板摘下來，摔到地上。老師一直默默忍受諸般凌辱，此時忽然哭了，淚流滿面。小寧看到老師的脖子被鐵絲勒出血痕，鮮血淌下來，似乎更氣，搶上一步，把那堆大蒜扔出很遠，又擋在老師身前。“我也不知道我當時哭沒哭，”他后來回憶道，“也講不出什么道理，只覺得他們太過分了！老師太可憐了！”教室里吵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說小寧“破壞文化大革命”。他說：“不管你們怎么革命，不能這樣對待別人。”沒有人站起來幫他說話，他感覺寡不敵眾，轉身跑出教室，有幾個人跟他走了。批判會讓他這么一鬧，不了了之。當年主持批判會的那個同學，現在和小寧重逢。大家都是快50歲的人了，往事依然歷歷在目。“我那天特別恨你，”他對小寧說，“我心想，這家伙平時不聲不響，關鍵時候跳出來反對我們。后來我再想想，真是很佩服你：做人就要這樣做，不應該欺負弱小的人，要幫助弱小的人。其實從那天以后，我一直在學你。”這是30多年以后的真情流露，在當時可不是這樣。那一年大批判的熱潮又持續了幾個月，小寧覺得實在不能忍受，不再去學校。他回到家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半導體收音機、搞化學實驗、做火箭、做天文望遠鏡和顯微鏡。做這些東西要買零件、買工具，要花很多錢，而媽媽給他的零花錢總是不夠。有一天他在一家汽車修理廠的垃圾堆里發現很多廢棄的銅絲，大喜過望。他每天到那個垃圾堆上去，把那些銅絲扒出來，拿到廢品收購站去賣，把幾角幾分攢起來，湊足一筆錢，就跑到商店去買回一個無線電零件。他沉浸在自己的發明世界里，絲毫沒有感覺到“撿垃圾”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一天，他正在垃圾堆里扒著，鄰家孩子看到了，嘲笑道：“你怎么在干這個，真不像話，給你家里丟臉，也給你自己丟臉。”小寧一點不臉紅，還是不停地撿，心里想：“我又沒偷沒搶。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做出來。”很多年后，有人和小寧談到這些往事。他說：做人做事，道理是一樣的。你不應該總是跟著別人走，也沒有必要看別人怎么評價你。做你自己！你就會發現心里有一塊地方是真正屬于你自己的。激情一定就在那個地方。認識到自己的激情所在，不要壓抑它，把它開發出來，你可以看到，你的價值就在這里。小寧是在32歲那年到美國求學的。他發現美國人的文化是強調個人價值，強調與眾不同，這一切似乎格外符合他的本性。一個人怎么樣才算有價值？美國人的理念和中國人是不一樣的。他們不是人人都希望做科學家，都希望做大人物，不認為一定要很有學問，一定要掙很多錢。他們更在乎自己是不是快樂。只要自己高興，做一個飯店服務員、做一個普通的售貨員，都很有滿足感，不會因此就覺得比別人矮一頭。兒子的童年和他不同，都是生在美國長在美國。有一天他問小兒子：“你長大想干什么？”兒子說：“我不知道。”“你想不想當總統？”“不想。”“為什么？”“那個人太累。”這細節讓小寧經久難忘，因為他從這里看出，美國的孩子想的都不一樣，而美國的父母一定是尊重孩子想法的。做最好的“你自己”(2)然后，小寧又講了一個故事。這件事他對很多中國的朋友說起過：我在微軟公司有個同事，他非常優秀，是個很出色的計算機科學家，而他的哥哥是個乞丐，真正的乞丐，整天在外面流浪，依靠別人的救濟和施舍生活。有一天我對他講起中國孩子的成功觀念，他就給我講了他哥哥的故事，講的時候臉上沒有任何尷尬的或者不光彩的表情。看得出來，他不會覺得有這樣一個哥哥是一件丟臉的事情。他承認他哥哥生活得非常開心，“可以想上哪兒就上哪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沒有任何壓力，也不對任何人負責。所以他認為自己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那么，你父親呢？”我知道他的父親是個律師，很體面，也很有錢。于是問：“你父親怎么看待你們兄弟倆？”他告訴我，父親一點也不干涉大兒子的選擇，從來不會罵這個大兒子不爭氣，從來不會說“看看你弟弟多有出息，就你不爭氣”這樣的話。有一次大兒子回家，父親看他的衣服實在太破，于是給他200塊錢讓他去買新衣服。兒子問：“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可以自己選擇買什么樣的衣服？”“當然。”父親回答，“你可以買一件200塊錢的衣服，也可以買很多便宜的衣服。”結果這兒子買了一件200塊的衣服穿上了。父親看了就說“很好”，并沒有說：“你這么窮還不知道節儉。”這是典型的美國家庭，是一種美國式的價值取向。父親不一定會同意大兒子的價值觀念，事實上美國的主流社會也不認為不勞而獲、做乞丐是一件好事。但問題不在這里，而在于，他們的價值觀念讓他們尊重、理解和接受別人的選擇。即使是父親對兒子也是這樣。美國人認為，每個孩子都應當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這件事情要是發生在中國，你可以想象父母會怎么顏面無光，會怎么斥責這個兒子，恐怕不僅僅會說“你看看你弟弟，再看看你”之類的話，而且可能還會采取一些措施，比如給他些錢要他做生意，然后他還不好好做，把錢給花光了，然后父母就傷心欲絕，覺得生了這個不爭氣的兒子真是造孽。是要求孩子做父母喜歡的事情？還是讓孩子做他們自己喜歡的事情？中國的家庭在不知不覺中傾向于前者，而美國的家庭肯定是后者。這是一個文化上的差異。美國人的理念都是比較發散的，對他們來說，自由是最有價值的，自己快樂不快樂是第一位的。美國就是這樣的“自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覺，只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不在乎別人怎么看。在美國的大學里，大部分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外國人，實際上不少美國人都不上大學，不是不能上，而是他們不想上。他們覺得不上大學也沒有什么不好。所以說，美國人更體現多樣化的個人價值，而中國人更喜歡統一，大家追求同一個東西，用一個共同的社會價值標準來衡量成敗。中國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關愛的孩子，他們生活在一個幸運的殿堂里，但卻過著最不幸的生活，就是因為他們都在做別人要他們做的事，拼死拼活，想方設法考上好大學，整天被壓制在這種沉悶的氣氛中，個性都沒有了，明知道這樣不好，卻擺脫不開。談到這些，小寧的情緒似乎特別激動：我們中國人總在討論怎樣讓孩子成功，其實還有更大的問題，我們的成功標準本來就有問題。過去我們并不認為這有問題。現在大家之所以感到苦惱，是因為我們的國家開放了。世界的潮流在向前走。東方社會的價值取向和西方社會的價值取向本來是不一樣的，你很難說這個一定好那個一定不好，但現在全球化的浪潮就讓這兩種文化碰撞起來了，中國人出去了，外國人進來了，你怎么迎接這種碰撞呢？按理說中國已經變得很多元化了。經濟上非常多元化，文化上也非常多元化，甚至人們的價值取向也多樣化了，社會觀點也有很多變化。但是教育體系并沒有跟上這個變化，教育的標準還是一元化的，就像大家說的，千軍萬馬從四面八方涌過來，爭過一座獨木橋。爭著做同一件事情，不管他自己是不是喜歡。總是生活在別人的評價體系中，想想挺可悲的。比如一個女孩子長到5歲6歲，母親就一定要教她彈鋼琴，因為一個女孩子到了那個年齡，要是不會彈鋼琴，人家都會看不起你，所以非學不可。這就成了不是自己想怎么做，而是別人怎么看我。還是應了魯迅說的那句話，大家都爭著往一個方向去，很少有人去做一件和大家不一樣的事情。大家都說，美國小孩不像中國小孩那么努力，不像中國小孩那么能吃苦，其實沒有那么簡單。他們是在體現一種多元化，讓每個小孩最好地表現他自己，最大限度發展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興趣，實現他自己的目標，而不是讓每個小孩都來達到同一個標準。比如很多美國小孩的數理化很差，那是因為他本來就不喜歡數理化，他喜歡別的東西。其實所謂“優秀”，不是說你一定要得到“第一”、“第二”，而是你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你的潛力。這是小寧在美國讀書時最深的感受，現在他也總是對自己的兩個兒子說：“你不需要成為‘最好的’，只要成為‘最好的你自己’。”在美國讀書很辛苦，但是不痛苦(1)美國的學校是盡量把每個孩子教育成不同的。中國的學校是盡量把每個孩子教育成相同的，就好像生產線一樣。
——張益肇張益肇每天往返于家庭和學校之間，路途遙遠，坐車也要20分鐘。諸位也許以為他如此努力奔波，一定是單調乏味的，就像大多數中國孩子那種“兩點連一線”的生活，日復一日，沒有變化。可是事實并非如此，他的生活很快就變得豐富多彩。在他的種種樂趣中，最重要的是讀書。一個人幼年時的讀書習慣和讀書內容，往往能左右他的一生。這是益肇到美國來學習的第五個年頭。他已經是美國加州一所中學的十年級學生，相當于中國的高中二年級。來到異國的最初感受，仍然縈繞在他心里：這個國家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大，房子大，車子大，高速公路也很寬。他在臺灣的時候總是覺得空間狹小，跑都跑不開，從沒想到世界居然如此遼闊。新奇的感覺接二連三地涌出來，包圍了這個中國孩子。比如他第一次上課就發現很多奇怪的事情。在臺灣上學，同學們總是整整齊齊坐成一個方陣，他除了看著老師，就只能看到一個個后腦勺了。而美國的教室是半弧型的，一個班只有二十多個孩子，還要分成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圍成一個圓圈，對面而坐，能看到彼此的臉。別人說話的時候，益肇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他自己說話的時候又會想到，所有人都在看著自己，所以要把一個很好的表情給大家。這種空間的變化讓他感受到一種奇異的力量，他開始關注別人，并且開始注意表現自己。老師也是不同的，不僅是膚色和語言不同，而且讓益肇感到，這些老師一點也不像老師。臺灣的老師總是站在講臺上，從頭到尾不停地說。這里的老師沒有講臺，雖然有一塊黑板，卻又總是不在黑板前站著。老師在學生們中間穿行，一邊走一邊講，不時坐在學生身邊，和大家討論。有時候孩子們唧唧喳喳，弄得老師的話沒人能聽到。老師也不生氣，只是站起來笑著大喊：“孩子們，孩子們，能不能讓我說幾句話？”益肇還發現，美國學校里衡量學生的標準和臺灣完全不一樣。校園里面最走紅的學生不是分數最高的，而是那些“體育明星”。自我感覺最好的學生，幾乎都是那些興趣廣泛、熱衷于戶外運動的人。如果有個學生功課平平，但卻特別樂于助人，或者在學校參加很多學生會之類的活動，也會得到同學們的贊揚。所有這些都讓益肇感到驚訝。然而更讓他驚訝的是，他覺得在臺灣讀書并不辛苦但卻很痛苦。在美國讀書很辛苦，但不痛苦。他希望能夠盡快聽懂老師在課堂上說的話，所以拼命學習英文。母親知道語言是孩子到達智慧殿堂的必經之門。所以離開臺灣的時候，把中學三年的課本全都帶到美國來了，現在讓兒子一天學一堂課，一個暑假全部學完。70年代末期的美國學校，和70年代初期開復在那里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外國孩子已經多起來，華人的孩子也不少。學校總要專門指派一個老師來教這些孩子英文，教給他們怎樣適應美國的環境。美國孩子和中國孩子的最大區別也許在于，美國孩子的活動范圍要大得多，遠遠超過學校和家庭。就像周圍的美國孩子一樣，益肇的精力和熱情也漸漸超越了課堂，活動范圍越來越大，不光是在學校和家這“兩點一線”，還去醫院做義務工，去做家教，去都市的圖書館。到周末，去看電影，去和朋友聚會，還有很多時間去看書。我們中國人看到美國人家里很少藏書，就以為這是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其實這是偏見。那些在美國微軟總部工作的中國人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擁有一張借書卡的時候，一定不會懷疑，美國孩子的業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讀書。張正友是微軟公司的研究員，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市擁有一處漂亮的住宅。平時忙得不可開交，每逢周末，就帶著女兒們去圖書館（這座城市的每個小鎮都有一個圖書館）。學校的老師總是給女兒開出讀書單來。小女兒才5歲，還沒上學，也來尋找自己喜愛的書，然后興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借書卡，卡上寫著自己的名字，在計算機上一劃，就把書拿回家去。有些書圖書館里沒有，她就留下書名和自己家的地址，用不了幾天，那本書就能寄到家里來。“我覺得圖書館制度太好了。”張正友說，“我在她們這個年齡，在中國上學，只看課本，不看課外書，我是在初中才看到《林海雪原》的。”張益肇也喜歡看書。20年前上中學的時候，總是到圖書館去尋找各種各樣的書和雜志，這些書跟學習本身沒什么關系，但他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看。他在那里面體會著無窮的樂趣。他就是在那段時間里讀了金庸全集。說來真是奇怪，“微軟小子”在他們的少年時代，大都有一段酷愛金庸的經歷。李開復、張亞勤、沈向洋、張宏江、張益肇，都是“金庸迷”，全都有過廢寢忘食手不釋卷的經歷。他們顯然從金庸的小說中吸取了無窮無盡的東西：瘋狂、執著、激情、充滿幻想，和以人力去抗拒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到了初中三年級，益肇的英文已經足夠，不必去補習英語了。他覺得屬于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多，對美國教育特色的感覺也越來越清晰：在美國讀書很辛苦，但是不痛苦(2)美國的教育不在乎你是不是把知識全都放到腦子里，他們是盡量鼓勵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潛能。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模式，都有自己的個性，都有自己特別喜歡的東西和特別不喜歡的東西。在中國，就是要大家把每一門功課都學得很好，把大家塑造成全部學科都齊備的這種人。中國的教育就好像生產線一樣，每個孩子進去的時候形形色色，出來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因為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說著說著又想到了臺灣的學校，他不由覺得自己很幸運，“在美國讀書雖然很辛苦，但比起在臺灣的那些準備考高中的同學，還是輕松多了。”因為不喜歡才煩惱，不是因為煩惱而不喜歡(1)選擇是你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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